立题:怎样给事情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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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管上班叫当“牛马”,就连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的人也这么自嘲。你明明是个大厂程序员、投行分析师、三甲医院的医生,不知道赢下多少竞争才获得今天的位置,怎么就成了牛马了?
“牛马”和“小镇做题家”是一回事——都是「答题人」的视角。
牛马是被人驱使的,做题家是等人出题的。答题人的一生就是一张接一张发下来的卷子:高考、offer、KPI、相亲。你答得好也罢,差也罢,甚至你摆烂也罢,你都在把自己与某个标准进行对照——本质上,你就是被那个标准所驱使。
连你的愤怒,都是在题里愤怒。
“题从哪儿来”,可不归你管。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这个世界系统地制造答题人,却从不教你如何出题。
民间的学问,包括百无禁忌的市侩哲学,诸如人情世故、会来事儿、高情商,研究的都是怎么把题答得让人高兴。官办教育教的都是怎么把题答对,你非但无权质疑题目,甚至不被教授如何欣赏题目本身。学者的高级学问可能教你识破题、挣脱题:批判性思维是教你解构,财务自由教你退出,但仅此而已。
再往上,学问就有点断供了。
商学院的各种“领导力”研究,你仔细一看全是竞选学:特质、魅力、情商、信任,是教你怎么获得领导地位。至于说有了权力以后怎么行使权力,怎么给人出题,通常就只剩下“赋能”“愿景”这类听起来冠冕堂皇,却不那么趁手的词汇。
这不奇怪。研究者都是没有权力的教授;最善于使用权力的人没有动机写本书教你。你只能从外面观察他们,可是他们权力用得越好,从外面就越看不出来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们这一讲也不可能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我只能带给你一些启发。
我们前面讲的「元表征」和「应无所住」,是教你跳出别人的题;跳出之后呢?也许你可以尝试建立。
太上立题,其次破题,其次答题,其次逃题,其下媚题。
这一讲讲最高那一格,「立题」。
权力的本质:立题 #

你说出个题能有多大权力?我说,在某种意义上,权力就是出题 [1]。
想象你有一天被人直接扭送到法庭,法官当头就问你:“你停止打你妻子了吗?”你想想该怎么答。
你答否,没停止,那当然有罪;但你答是,停止了,也就等于承认你曾经打过妻子,只是现在不打了,这不也是有罪吗?
1892 年,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德国数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在《论涵义与指称》一文中提出了这个怪事儿:“开普勒死于穷困”这句话,预设了“开普勒”确有其人——而它的否定句“开普勒没有死于穷困”,预设的是同一件事 [2]。
1950 年,英国哲学家彼得·斯特劳森(P. F. Strawson)把它做成了分析哲学的公案:“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这句话,你承认也好,反对也好,你都在确认“法国有个国王” [3]。
语言学家把这个性质叫做「预设投射(presupposition projection)」 [4]:每一道题都有摆上台面供你争的变量,和藏在题干里不供你争的预设不变量——你的任何回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只要还在题目给定的答案域里,非但丝毫触及不到预设,反而等于你再次承认了它。
比如说,公司、家里和社会都要求你回答这道题:“我怎样才能升职?”
只要你回答,不管你的答案是努力也好,跳槽也好,躺平也好,其实你都承认了三项预设:升职是值得追求的;这架梯子是合法的;你的价值由职级度量。
可要是朱元璋和毛泽东那样的人遇到这种题,人家只会把卷子撕了,自己出题。
要不怎么有人说权力这个东西是“不怕群众反对你,就怕群众不找你”——哪怕你提出反对一个领导的政策,你也等于承认了他出题的资格。
别人无缘无故惹你,怎么办?有句话叫「弱者报复,强者原谅,智者忽略」:报复和原谅都在对方的框架之内,只要你搭理他,就等于在他的议题上签字。正确做法是连理都不理,根本不接受这个议程设定——要有议程也只能由我来设定。
中国政治史上分量最重的一次立题,就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其实社会有这么多维度,为什么非得把人按照阶级分类呢?为什么各个阶级之间是敌对关系呢?毛泽东根本不跟你讨论那些问题,他是直接给你来个预设投射。接受这个立题,你就得接受后面那套用阶级斗争划分敌我、组织力量、发动革命的逻辑,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乃至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要一直等到 1981 年,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才算正式重新立题 [5]。
立题的威力甚至高于政治。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里说,理性向自然学习,不是像学生那样,老师讲什么就听什么,而要像一位法官一样,自己拟定问题,强迫证人回答 [6]。整场科学革命在康德眼里就是一次审讯权的移交:实验不是观察,实验是审讯。
后人把这个思想压成一句话,“人为自然立法”。
立题就是立法。
层次差异:立题与答题 #

所以立题的人跟答题的人,不是水平差异,是层次差异——他们的思考不发生在同一层。
1962 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出版《同意的计算》一书,把人的选择分成两层 [7]——
「规则之内的选择(choice within rules)」,是在给定的玩法之下博弈、出牌、争输赢,用我们这一讲的语言来说就是答题;
「规则之间的选择(choice among rules)」,是先选择用什么规则来玩,是立题。
布坎南管后者叫宪法层次的选择。他靠这套学问拿了 1986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8]。
用中国话说,这其实就是长工思维和东家思维。长工想怎么把活干漂亮,多挣两个工钱;东家想这块地明年种什么,雇几个人,跟谁换地。长工可以比东家聪明、比东家能干——但他的聪明全部发生在东家画好的框里。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岂不令人感叹吗?
你可以选择不玩别人设定的游戏,但更高明的做法是给别人设定游戏。
自主立题:开启重尾人生 #

首先你要给自己设定游戏。
有一句传说是爱因斯坦说的话,叫“问题比答案重要”——其实也真是爱因斯坦说的,原话是:“一个问题的提出,往往比其解决更重要” [9]。
这不是鸡汤,我给你两个证据。
从 1964 年起,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雅各布·盖泽尔斯(Jacob Getzels)和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后者就是后来提出「心流」的那位——持续追踪了芝加哥艺术学院的一批学生。
起初是一个实验:请 31 名学生从桌上 27 件静物里挑选摆放,画一幅静物画 [10]。一部分学生拿起来就画,把这当成一道要解的题;其他的学生却是反复摆弄,变换角度,推翻重来,迟迟不下笔——他们是在找自己的题。
不知情的评委打分的结果是后一类的作品明显更有原创性。但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后。
7 年后,研究者找到了其中 27 人:大约一半成了职业艺术家,而且不少已卓有成就——他们几乎全是当年那批给自己出题的人。反过来,当年最不爱给自己出题的 11 个人,有 8 个已经彻底离开了艺术这一行 [11]。18 年后再追一次,这个差距还在 [12]。
预测一个艺术家命运的不是他的绘画技巧,而是他动笔之前的立题。研究者当时的说法叫「问题发现(problem finding)」。
科学研究也是这样的。2020 年,美国西北大学的马一芳(Yifang Ma)等人分析了将近 4 万对师徒科学家和上百万篇论文 [13],发现:好导师的学生确实更容易成功,但最成功的那批学生有个共同点——不是一辈子替导师答题,而是立起了自己的研究议程。
答好导师的题,你容易进这一行;可要是一辈子答导师的题,你成不了宗师。
请注意,这些研究只是证明了成为宗师的人都要自己立题,但并未证明立题就一定能成为宗师。答题是低方差的活法,旱涝保收;立题是高方差的活法,可能白干十年。准确的结论是——
答题提高均值,立题打开重尾。
均值是稳定的日子,重尾是不封顶的可能性。立题的人和答题的人看着就不像一类人,因为他们活在两种统计分布里。
给他人立题:管理的艺术 #

做研究和创作你只要给自己立题就好;做管理,你就得给他人立题了。其实立题的基本手艺我们前面已经零星讲过一点。
第一,定边界,空内部。好题只说何为与为何,不说如何。我们讲过「指挥官意图」:说清目的、关键任务、终局状态,把“怎么干”整个留白给现场。你必须允许答题人充分施展。
第二,生其心。也就是让答题人生出自己的心,把你的题当成他的题。我们讲「叙事权」时说过“定我”:给他一个身份,一个主角位,让题目抵达他的时候不像命令像命运:“这条产线你摸过每一颗螺丝,这道题非你莫属”。
第三,不预设立场。别抢答。《韩非子》说:“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你亮出想要的答案,收上来的便全是逢迎附和之词。真想把事儿办好,就把自己的答案扣住,让证据先说话。
其实你不用给答案,你的立题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事物的走向。像是贫困、教育改革这类没有标准定义,没有终止条件的麻烦事儿,规划学界称之为「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 [14],你会发现对于棘手问题,它的表述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你把贫困表述成“懒惰”还是表述成“制度”,后面发生的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第四是你要考核,但你也得注意「古德哈特定律」,分数终究只是分数,保留最终判断权。
这些都是教科书上就有的手艺,下面说一个教科书上没有的。
立题心法:以我为必要条件 #

这条心法可能有点厚黑,没人明说,我本来也没想过,是 Claude 告诉我的——
一道对你有利的好题,必须以你为必要条件。
不是“跟你有关”,不是“你比较擅长”,是必要条件:少了你,这道题提不出来,撑不下去,或者答不出来。你要不想完全放手,就必须要让题依赖你。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把题目定成“调整国民经济”,那么毛泽东就只能退居二线 [15][16]……然后才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如果公司的题目不含创始人的特质,还要创始人干什么?职业经理人不是便宜得多?乔布斯给苹果立的题从来不是“做出好用的电子产品”——那样的题目谁都能作答——而是“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能长出什么” [17]。这道题的必要条件是乔布斯本人的品味。
更深的洞见是,这个必要条件,常常不该是你的优点,而应该是你的“特质”——甚至是你的缺点。
优点是通用的,是可雇佣的。拿优点当必要条件,你的题迟早被更具性价比的优点接管。无法复制的是你身上那些在别人的考卷上被判为缺点的东西:你的偏执,你的处境,你的伤口。
比如说阅读障碍,这是一种天生的缺陷。眼前一个个字你都认识,但你就是难以将其连缀成义。2009 年美国的一项规模不大的问卷调查 [18] 显示:企业经理人之中,只有 1% 的人有阅读障碍——但是创业者之中,这个比例是 35%。为啥呢?
伦敦城市大学的朱莉·洛根(Julie Logan)教授的解释是,读不进去的人从小被迫练出另一套本事——委派,口头沟通,看人,直觉。他们不是战胜了缺陷,他们是立了一道以缺陷为必要条件的题。
咱们再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段排比——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我们从小当这是励志故事,说这些人虽然有这些困难,但还是取得了成就。然而司马迁真实的逻辑也许是,这些人是因为有那些困难,所以才取得了那些成就 [19]。
司马迁给自己立的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什么是他这“一家”?因为他的家学、他的职位,和他刚受过的宫刑。
优点帮你答好别人的题,特质才让你立得出自己的题。
立题的边界与意义 #

立题并不是越大越好。像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听起来高端大气,实则都是大而无当的空泛之语,根本没有具体对象、行动边界和成败标准,潜台词无非是“我想当官”而已。
你用不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你能在你周围的事情中占据主动,就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还有余力,能给周围的人、给你干的这个具体的事业立个题,那就非常可以了。
顺着一个公认的价值观喊口号,那不是立题。
给一个事业方向、边界和成败标准,让人愿意把时间和本事放进去,那才是立题。
【尾声小诗】
雨点打在窗上,很快就干了。 渠里的水,一百年还在走。 挖渠的人没有留下名字—— 两岸的草各自绿, 都说是自己的意思。 又曰: 一纸卷来天地窄, 千人俯首各争先。 何如自把荒原辟, 后世行人道自然。
注释
[1]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no. 4 (1962): 947–952.
[2] Frege, Gottlob. “On Sense and Reference.” 原题“Über Sinn und Bedeutung”,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100 (1892): 25–50.
[3] Strawson, P. F. “On Referring.” Mind 59, no. 235 (1950): 320–344.
[4] Karttunen, Lauri. “Presuppositions of Compound Sentences.” Linguistic Inquiry 4, no. 2 (1973): 169–193.
[5]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
[6]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 xiii–xiv.
[7] Buchanan, James M.,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8]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Prize in Economics 1986—Press Release.” October 16, 1986.
[9] Einstein, Albert, and Leopold Infeld.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The Growth of Ideas from Early Concepts to Relativity and Quant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38, 92.
[10]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and J. W. Getzels. “Discovery-Oriented Behavior and the Originality of Creative Products: A Study with Artis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 no. 1 (1971): 47–52.
[11] Getzels, Jacob W.,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The Creative Vis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roblem Finding in Art. New York: Wiley, 1976.
[12] Getzels, Jacob W. “Problem Finding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reativity.” NASSP Bulletin 69, no. 482 (1985): 55–61.
[13] Ma, Yifang, Satyam Mukherjee, and Brian Uzzi. “Mentorship and Protégé Success in STEM Field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 no. 25 (2020): 14077–14083.
[14] Rittel, Horst W. J., and Melvin M. Webber.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 Policy Sciences 4, no. 2 (1973): 155–169.
[1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2 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6] 马云飞:《“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刘少奇”二题》,《党的文献》2011 年第 2 期。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一线、二线分工趋于明显: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
[17] Jobs, Steve. “Apple Event, March 2011.” Apple Events, video, March 2, 2011.
[18] Logan, Julie. “Dyslexic Entrepreneurs: The Incidence, Their Cop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Business Skills.” Dyslexia 15, no. 4 (2009): 328–346.
[19]《精英日课》第四季,思考的乐趣2. 读书人与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