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创造：破解路径依赖的唯一可行方法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一个现象，我们之前讨论“对称性破缺”时曾提及。它指的是由于历史上一些偶然因素形成的局面，如今可能已显得极不合理，却因已被广泛接受而难以改变。

比如你大学那首特别难听的校歌、公司里那套人人抱怨的系统、组织里效率极低的审批流程，以及那个经常被当作路径依赖案例、但优劣至今仍有争论的 QWERTY 键盘……它们可能并非同样糟糕，但都同样难以替换。

我们的本能反应往往是推倒重来：正如俗语所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何不壮士断腕，彻底革新？

然而，这仅是整理仓库的逻辑——旧沙发不扔，新沙发确实进不来。但公司、家庭、社会并非仓库，它们是运行中的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规律恰恰相反——

新的先来，旧的才能去。

本篇将介绍的核心思想工具，便是「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这或许是破解路径依赖的唯一可行之道。

路径依赖的本质：一个强化回路 #

还是用反馈回路分析。不是所有历史遗留问题都叫路径依赖。有些事儿只是普通的惯性，领导一句话就能改。真正的路径依赖都是一个「强化回路」——

越使用旧路径，旧路径就越有优势；旧路径越有优势，人们就越使用它。

强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是既得利益集团：人家靠旧路径吃饭，你要改，他们当然反对。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旧路径已经形成了互相依赖。

比如你们公司的软件系统非常糟糕，大家天天骂，那为什么不换掉呢？你去挨个部门问问——

财务部说，我们当然想换，可采购的单据全在旧系统里，他们不换，我们换了也是白换。采购部说，我们倒是想换，可几百家供应商都按旧系统的格式对接，人家凭什么陪你折腾？IT 部说，新系统我们早就选好了，可业务部门不敢停机切换，出了事谁负责？

在此局面下，尽管无人拥护旧路径，但这仍是一个「多边」困境，难以协调所有人同步替换。

坏事的长期存在甚至不是因为坏人，这才叫积重难返。

然后新员工入职，培训的是旧系统；新项目立项，走的是旧流程；新预算下来，投的是旧线路；新客户签约，签的是旧合同。只要这些新流量每天还在流进旧路径，你们就必须一天比一天更加依赖它。

正确的解法不是拆旧路，而是造新路。

路径创造的原理与方法 #

「路径创造」这个词出自两位管理学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斯米尔商学院的拉古·加鲁德（Raghu Garud）和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彼得·卡尔诺（Peter Karnøe）主编的一本 2001 年的书，书名就叫《路径依赖与创造》[1]。该书旨在挑战路径依赖的宿命论观点。

加鲁德和卡尔诺认为，人并非历史的囚徒：身处旧结构中的行动者，完全可以进行「有意识的偏离（mindful deviation）」——即在借用旧系统资源的同时，有策略地偏离其原有逻辑，联合志同道合者，通过反复试验，为新事物争取成长时间，最终“硬生生”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加鲁德和卡尔诺解释了新路径怎样从无到有。随后的组织研究进一步指出，要实现「路径打破（path breaking）」——即解除旧路径的锁定——最低标准是动摇其自我强化机制，重新打开一度被锁死的选择空间 [2]。2023 年的一项实证研究也进一步证实，创造新路径确实能有效打破旧路径 [3]。

我们将此原理提炼为一套可操作的方法，具体包含三个核心动作：造路、导流、退役。

第一步：「造路」。核心在于不与旧路径正面冲突，而是先行默默开辟一条新路。

新路径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小系统，而不是旧系统上的一个补丁，这样它才能独立发展壮大。

新路径需与旧路径共存一段时间。这并非妥协，而是为了达成三项关键目标：一是保留退路，以防新路不如预期，仍可回溯；二是让新路有机会在实战中迭代成长，因为温室里难以磨砺出真本领；最重要的是学习——旧系统有时看似笨拙，却可能暗中承担着许多难以言明的功能。若贸然拆除，恐触及“承重墙”，唯有并行运转一段时间，方能探明其真正的核心支撑所在。

第二步，也是最核心的一步，是「导流」。

改革首先争夺的不是旧资源，而是新增资源的去向。

简单说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员工可以保留旧合同，但新员工一律用新制度。老客户可以继续用旧产品，但新客户全部进新平台。旧数据留在旧库，新数据一律写新库。存量可以慢慢消化，但不允许旧制度继续繁殖。

第三步，「退役」。等人们对新路径已经形成依赖，旧路径就可以逐项关闭了。

这个次序是先冻结新功能，再停止进新人，然后降为只维护，再降为只读，最后才正式关闭。

整个过程很像心脏搭桥手术。冠状动脉堵了，医生不会把旧血管拆掉，他会先接上一条旁路，让血绕过堵点，继续流向心肌。其实人体自己也会这么做。如果冠状动脉是慢慢变窄的，周围那些原本很细的小血管就可能会逐渐变粗，提前分担供血，这就叫「侧支循环」[4]。

只要新的能成功建立起来，旧的什么时候去已经不重要了。

导流：路径创造的核心策略 #

为什么说路径创造的关键是导流呢？你并未触及任何人的既有存量——旧路径照常运行，甚至无需宣布其“错误”。这便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阻力与冲突。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讲过改革的死结 [5]：改革的收益是分散在多数人身上，但是收益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有薄薄的一层，谁也不会为它冲锋——可是改革的损失，却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那些既得利益者组织严密，会拼死抵抗。

支持者众而分散，反对者寡而坚决，因此改革常常陷入僵局，以失败告终。

而路径创造翻转了这个不对称！新路径一旦运行起来，它就有了自己的员工、客户、供应商和投资人——这是一批新的、有组织的、利益攸关的受益者。改革就有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

你不需要说服所有反对者，你只要制造足够多的支持者就行。

路径创造的另一个要点是，新路径必须是个完整的系统，是一个「最小可行生态（minimum viable ecosystem）」：有自己的人，有必要的权力，有独立的预算，有自己的流程和指标。

很多组织都搞过各种“试点”：创新中心、改革试验区、青年突击队——可是新团队还接受旧指标考核，用旧审批流程，靠旧部门拨资源，没有自己的预算和用户。旧系统一断供就死掉，那怎么能行呢？

历史案例：路径创造的智慧 #

咱们看几个古今中外的成功案例。

先看宋朝。五代乱世的游戏规则是兵强马壮者为天子，赵匡胤本人就靠兵变上台的，他比谁都清楚路不能再这么走了。“杯酒释兵权”是用富贵赎买老将的既得利益，那将来新人怎么办呢？如果国家还是武将说了算，皇帝照样做不稳。

赵家的解决办法是给天下英雄创造一个新的上升路径：科举。

科举不是宋朝的新发明，但是宋太宗把科举从每科取士二三十人扩到几百人，其中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一榜就取了五百多人，而且立刻授官 [6]。天下最有野心的人从此改变押注方向，弃军从文。

于是几十年后统治精英整个换血。五代时崇尚“兵强马壮”的价值观，已经被“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的新格言替代……而读书人能对国家有啥威胁呢？

再看现代科学的诞生。你可能以为科学革命应该发生在大学里，但一直到 17 世纪，牛津剑桥都还在注释亚里士多德，根本不教什么科学实验。

是 1660 年，一群实验爱好者在伦敦自建了一个叫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俱乐部，才有了第一个科学共同体。他们有自己的网络，建立了实验规范，出版了期刊，吸引到欧洲最好的头脑把最好的成果投给它而不是大学 [7]……

一直到 1851 年，自然科学才进入剑桥的正式考试体系。

还有集装箱的故事。1956 年，卡车商人麦克莱恩（Malcom McLean）搞出来了第一套用于航运的集装箱。集装箱运输的便利太明显了：货物装进统一铁箱，卡车拉到岸边，吊上船就走。当时人工散装一吨货要 5.83 美元，而用集装箱只要 0.16 美元 [8]。

但是码头工人有既得利益。纽约码头有上百年积下来的工种、行规和利益关系，你想跟人谈改革是谈不成的。

麦克莱恩的做法是在新泽西另建一套完全按照集装箱设计的码头。旧码头继续照旧……新码头则用低得惊人的成本，把货主和航线一点点吸走。

纽约的旧码头没有输掉一场谈判，也没有被谁强行关闭；它只是眼看着船越来越少，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集装箱革命不是改造旧码头改出来的，而是绕过旧码头长出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教科书级的路径创造 #

还有一个案例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一套教科书级的路径改造，而且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系统上操作的。

计划经济是那个年代地球上最深的路径依赖之一。它不是一项政策，而是一整套互相咬死的齿轮：统购统销咬着粮票，粮票咬着户口，户口咬着单位，单位咬着你的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每个零件都锁着别的零件，你动哪一个，都得先动另外五个。你怎么改？

苏联和东欧的做法是「休克疗法」：其实就是推倒重来，一夜放开——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中国没那么干。咱们回头看，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粮票、计划价格，这些庞然大物没有一个是被正面攻克的——它们后来确实都废除了，但每一个都是废在自己已经被抽空之后。

变化，全部发生在增量上。

先看造路。1979 年，广东省委提出想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9]。你看啊：不是杀进旧城，是杀出去——到旧体制的边界之外建一座新城。深圳是个有一整套新规则的边界清楚的小空间。

再看导流。农村大包干是怎么搞的呢？“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0] 前两句是存量义务：计划轨道的征购一粒米不少。第三句是增量归属：超出计划的产量进入市场，归农民自己。没有废除统购统销，没有对抗国家计划，只是给增量换了个去向——于是几亿农民干劲的闸门开了。

然后乡镇企业纯粹就是计划外长出来的：它不在国家计划里，不占国家投资，可是十几年间吸纳了上亿农村劳动力。连邓小平都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11]。

在很长时间内，城市工业用的是「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钢材还是平价，保证旧体系不断粮；计划外的增量按市场价交易。这个做法被经济学家认为是“没有输家的改革”[12]。

连改革者自己也一度觉得，双轨制是不是太慢了？1988 年夏天，决策层决定长痛不如短痛，一步并轨放开价格，这就是“价格闯关”——结果是全国抢购成风，老百姓到银行门口排队把存款取出来抢购毛线、火柴、肥皂等一切东西……国务院迅速承认闯关失败 [13]。于是退回到增量渐进的路子接着熬——一直到 90 年代初，市场轨的份额已经长到让计划轨无足轻重，才在 1992 年前后实现价格并轨……这一次几乎没有任何动静。

改革操作得好，旧制度的退役就是这样悄无声息。1993 年，全国各地相继取消粮票 [14]——这可是运行了 38 年、每个城里人贴身携带的东西——结果举国波澜不惊。

因为粮票早就已经没有流量了。

旧制度的葬礼应该是安静的，因为葬礼从来都在死亡之后。

人们把改革开放的智慧总结为“摸着石头过河”。其实更精确的总结是不跟存量死磕，让增量长大。

如果鸡飞狗跳，就不是好改革。邓小平甚至连意识形态的仗都不打，他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15]

路径创造的代价与价值 #

路径创造不是万能的，它有真实的代价：比如中国实行价格双轨制期间，计划和市场两套规则之间就是权力的套利空间——80 年代的“倒爷”就是双轨制的影子。旧路径的退役是必然且必要的，我们当然希望它越早越好，但这总比直接推倒重来造成的震荡要小得多。

带着毛病改总比不改强，更比革命强。革命会制造秩序真空，而真空里最先长出来的往往不是最好的东西，而是最狠的东西。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个世界好就好在它允许旧事物消亡，这样新事物才能不断产生。

你不必推倒任何东西。只要你掌握了新增量，时间就会从路径依赖的帮凶，变成你最耐心的拆迁队。

【有偈赞曰】

借君高处一枝栖， 垂足成根自饮溪。 未动老柯一寸土， 新枝自与万木齐。

注释

[1] Garud, Raghu, and Peter Karnøe. “Path Creation as a Process of Mindful Deviation.” In Path Dependence and Creation, edited by Raghu Garud and Peter Karnøe, 1–4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00370-1.

[2] Sydow, Jörg, Georg Schreyögg, and Jochen Koch. “Organizational Path Dependence: Opening the Black B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4, no. 4 (2009): 689–709. https://doi.org/10.5465/amr.34.4.zok689.

[3] Stache, Florian, and Jörg Sydow. “Breaking a Path by Creating a New One: How Organizational Change Boosts Children’s Cancer Care.” Organization Studies 44, no. 3 (2023): 351–376. https://doi.org/10.1177/01708406221103965.

[4] Seiler, Christian. “The Human Coronary Collater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Importance.” European Heart Journal 34, no. 34 (2013): 2674–2682.

[5]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6] 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7] The Royal Society.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https://royalsociety.org/about-us/who-we-are/history/.

[8] Levinson, Marc. 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丰西西、张丽红：《广东率先创办三个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2021 年 2 月 9 日，https://www.qb.gd.gov.cn/jrqx/content/post_316025.html。

[10] 刘伟、刘守英：《建党百年与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经济日报》，2021 年 7 月 5 日，https://theory.people.com.cn/n1/2021/0705/c40531-32148377.html。

[11]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 238 页。

[12] Lau, Lawrence J., Yingyi Qian, and Gérard Roland.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 no. 1 (2000): 120–143. https://doi.org/10.1086/262113.

[13] 华生：《1987—1988 年价格闯关的前因后果——中国价格改革 30 年（之四）》，财新博客，2008 年 11 月 4 日，https://huasheng.blog.caixin.com/archives/3847。

[14] 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发〔1993〕9 号，1993 年 2 月 15 日。

[15]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 3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