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循环：稳定蕴藏着不稳定，败坏蕴藏着生机

1945 年 7 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前往延安拜见毛泽东，两人在窑洞里长谈了一个下午，即著名的「窑洞对」。至于这一下午具体谈了些什么，毛泽东是否对民主做出了承诺，后人仅凭黄炎培的一面之词，已无从确认。不过席间黄炎培自己提的一个问题，倒成了流传至今的名句——

黄炎培说，他活了六十多年，耳闻的不算，亲眼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很少有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 [1]。

这是演化者板块的最后一讲。我们且不说如何跳出周期率，仅谈这个周期率本身。请你注意黄炎培用的那个「忽」字。

这绝非轻佻之言。盛唐由盛转衰，就是转在开元天宝的极盛。一个庞大的组织，往往不是毁于草创阶段，而是败在流程最完善、分工最精密的成熟期。一片森林，也不是毁于树苗稀疏的时候，而是毁于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巅峰。

为什么败亡总是「忽」的？一个系统好好的，怎么在看似最稳固、最鼎盛、最不可能出事的时候，却忽然坍塌了？

因为系统在最成熟、最高效、最稳定的时候，悄然积攒了最大的脆弱。

这一讲，我们不妨从一个宏大叙事的视角切入，有个思维工具叫做「适应性循环（Adaptive Cycle）」，也许能帮你更好地理解佛学中的「成、住、坏、空」。

适应性循环：系统的演化轨迹 #

我们前文提到 S 曲线，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事业或一项技术如何从起步到成熟、再到顶峰，以及应如何在见顶之前主动开启第二曲线。然而，如果一个系统体量过于庞大，或根本不具备自主性，无法主动开启第二曲线呢？那么它就会见证黄炎培说的那个结局。

但我们这里要讲一个更完整的故事。

适应性循环是加拿大生态学家克劳福德·霍林（Crawford “Buzz” Holling）—— 我们前面讲「慢变量」的时候提到过他 —— 在 1986 年提出的生态学模型 [2]。

霍林随后将这一思路扩展到经济和社会系统 [3]。这只是一个启发性框架和隐喻，但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启发性框架，用于观察森林、企业、城市、制度，乃至一个人的知识体系：很多复杂系统并非沿着一条直线持续进步，而是在四个阶段之间循环往复：

r（开拓）→ K（守成）→ Ω（释放）→ α（重组）→ 再一轮 r（开拓）。

这几个字母的选择并非随意，它们都来源于生态学概念——「r」代表快速繁殖的机会主义者，「K」是环境承载的极限，Ω 和 α 则干脆借了希腊字母表的末位和首位，一个象征终结，一个象征开端。霍林把这四步画成 ∞，一个横卧的数字“8” [4]。

中国人会立刻联想到佛学中的「成、住、坏、空」概念。

• 开拓（r），是「成」：新东西冒出来，抢占空间，野蛮生长。
• 守成（K），是「住」：资本积累，规则成型，效率登顶，一切都稳定下来。
• 释放（Ω），是「坏」：旧结构崩解，积累了一辈子的东西被打散。
• 重组（α），是「空」—— 请注意，此处的“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指旧格局瓦解、新格局未定、一切重新洗牌的过渡阶段。

前文 S 曲线追踪的是诸如用户数、性能、产量等单一指标的增长与见顶过程。而适应性循环追踪的，则是这些指标背后，系统在增长过程中所形成的结构特性。我们关心的不再是指标的增长高度，而是系统自身演化出的状态。

什么样呢？

如果你只关注 S 曲线的顶峰，你只会看到它失去了增长速度；而一旦你洞察系统的结构，你会发现，进入守成期（K），意味着系统开始……失去选择。

它可能仍自以为在走最有效的路径，殊不知，此时它已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

而周围的人们，却往往将“只剩一条路”误读为“这条路最可靠”。

从开拓到守成：稳定中蕴藏的不稳定 #

我们先探讨前半环——从开拓（r）到守成（K），系统正日益趋于稳定，然而，正是在这种稳定之中，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

开拓期仰赖的是多样性：多种生存方式并行尝试，优胜劣汰。进入守成期，则侧重于标准化：寻找到最有效的路径，并投入所有资源、人力、注意力，将效率压榨至极致。

试想森林大火后的一片空地，初期万物复苏，草本、灌木、幼树竞相生长；待森林成熟，阳光和养分便被少数高大树木占据。公司也一样：刚创业时什么产品、什么办法都可以试；等规模做大，流程和分工就一层层固定下来。

这正体现了从「探索」到「利用」的转变。随着利用的加深，连接越来越紧，效率越来越高，系统对熟悉的问题越来越熟练。这一切看似良好。

然而，它对陌生问题的应变能力，也随之日益迟钝。

紧密连接是一把双刃剑。信息、资源、指令传得更快了，然而，一个局部故障也能沿着这些紧密的连接迅速蔓延至全局。一条高度优化、却只剩一个供应商的生产链，平时效率惊人；可一旦关键节点中断，整条链条便随之瘫痪。

例如现代供应链，都把管理学的「准时制（Just-in-Time, JIT）」奉为圭臬，投入多年时间不断优化，将库存和缓冲压至极限，成就了效率的奇迹……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瞬间将这台效率机器变成了故障传送带——只需一个港口停摆，便可能导致半个地球的工厂因等待一颗螺丝钉而停工。

用机器学习的话说，守成期的系统得的是一种「过拟合（overfitting）」的病——它将过去的考卷背得滚瓜烂熟，考试屡屡满分；可一旦题型变化，便会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真的能让系统避免过拟合吗？明明可以进一步提升效率，谁又能主动放弃这份收益呢？你不能。从开拓走向守成，并非某个个体犯错，而是每一次局部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守成期最危险之处在于：系统并非停止优化，而是无法停止优化。

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的守成之巅——版图辽阔，人口鼎盛，万国来朝，大唐是当时世界最为成熟、自信、且看似最不可能出问题的系统。然而，安禄山起兵反叛。

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 755 年，大唐官方在册户籍约 891 万户；安史之乱爆发后，至肃宗乾元三年，也就是公元 760 年，能统计到的户数只剩 193 万 [5]。短短五年，朝廷账面上的户口锐减近八成。这不仅包含大量死亡人口，更是朝廷统计与控制能力失灵的体现——账册尚存，朝廷却已无法清点其国民 [6]。那个曾经把一切都管得清清楚楚的成熟系统，在冲击之下，却「忽」地一下，丧失了自我认知的能力。

黄炎培笔下那个「忽」字的谜底，一部分便在于此。

安禄山和疫情一样，事件只是扳机。扳机决定崩溃在哪一天发生，是几十年积累的僵化结构决定了崩溃为什么这么严重。安禄山真有如此大的能耐吗？是盛世自身，早已将自己训练成一个仅能应对太平日子的系统。

这就叫稳定蕴藏着不稳定。

从释放到重组：败坏中蕴藏的生机 #

再来看后半环——从释放（Ω）到重组（α），从坏到空。

一个王朝覆灭，一家公司破产，一片森林焚毁……然而，「坏」和「空」并非故事的终点，须知事物是循环往复的。

适应性循环最反直觉的洞见之一是：许多真正的新事物，恰恰要在后半环才能孕育而生。崩溃并非一定是创造的对立面，它往往是创造的入口。

你要说「坏」，它就是个价值判断；但你要说「释放」，它就只是个事实判断。我们还可以用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话说这叫「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7]。旧系统积累的资本，在崩坏中并非一定全部灰飞烟灭，许多只是从旧结构中被释放出来：森林大火焚烧后的树木将养分归还土壤；一家破产公司的员工流入其他组织；一个失败的项目留下了代码、数据和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

崩溃解除了旧结构对资源的禁锢。

若将「空」理解为「重组」，其含义便不再是虚无，而是腾出空间：旧事物散去，空间便得以腾出，为新事物生长提供了可能。空并非死路，而是敞开。旧结构被清得越干净，新格局的可能性反而越大。

因此，「空」并非循环的终点，而是下一轮「成」（即「开拓」）到来之前，那个孕育新生的停顿。

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就叫败坏蕴藏着生机。

多尺度嵌套：循环之间的联动 #

至此，我们已阐述完一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开拓 → 守成 → 释放 → 重组。但现实中，循环往往并非独立干净地完成并重启，而是多个循环同时运转，形成大循环嵌套若干小循环的复杂格局。

例如一片林子嵌在区域气候里，一家公司嵌在整个行业里，一个人嵌在他的时代里——大大小小、快快慢慢的循环，一层套着一层。霍林将这种结构命名为「多尺度嵌套（Panarchy）」[8]。

不同尺度的循环之间，存在着一些有趣的互动模式。

其一是小循环引爆大循环。通常情况下，是宏大而缓慢的尺度约束微小而快速的尺度；但在危机的临界时刻，小尺度的释放会反向上级联，冲破大尺度原有的稳定状态——这是一种“下克上”现象，霍林称之为「反叛（revolt）」。一粒火星可引燃一场大火，改变整片山林；一家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则可能触发整个金融网络的挤兑。

黄炎培笔下那个「忽」字的另一半答案便在于此：小尺度的崩坏，会沿着嵌套结构向上级联。

其二是大循环为小循环的重生保留「记忆」。未被焚毁的周边老林子，决定了一场大火之后焦土的复原路径；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文化，则决定了一座城市灾后重建的样貌。这便是「记忆（remember）」，它为重生提供了基础材料，却不预设重生的具体形式。

理解了这些，我们便会明白，崩溃并非孤立事件，亦非直接归零；新生也并非从零开始。你所处的那个更大、更慢的尺度，总会为你保留一些“记忆”。

这是一个很大的慰藉。

追求韧性而非稳定 #

如果「成、住、坏、空」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如果「坏」并非全然糟糕，「空」也并非一无所有，那么与其执着于追求稳定，不如转而追求韧性。

「稳定（stability）」意味着不崩溃，保持现状，即使受到轻微干扰，也能迅速恢复到原有状态。稳定关注的是“多快能弹回原点”。它像一个不倒翁，被推开后晃动几下，便会回到中心。守成期的系统极力追求的便是这种稳定——避免差错，迅速复原，回归熟悉的秩序 [9]。

而生态学所指的「韧性（resilience）」则不以系统毫发无损为前提：它允许系统遭受猛烈冲击、发生重组；只要重组后仍能保有基本功能、结构、身份与反馈机制，系统便仍具备韧性 [10]。

例如一座清澈的浅水湖，平时风浪过后能迅速恢复，水草、鱼群和透明度多年维持不变，看似非常稳定。然而，一旦营养盐缓慢积累达到临界值，湖泊便可能突然从水草维持的清水状态，翻转为藻类主导的浑水状态 [11]。这便是局部状态看似稳定，而韧性已然极低的例证。

再看资本市场。它经历了无数次金融危机和市场崩盘，指数暴跌，机构倒闭，交易规则和监管框架被迫重写；然而，在一次次重组之后，市场虽有所演化，却依然维系其基本面貌，持续为经济提供融资、定价和资本配置服务。它并未强行追求僵化的稳定，却保住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核心功能。这就叫韧性。

既然循环往复不可避免，我们与其追求长期僵化的稳定，不如致力于提升系统的韧性。

循环的智慧：从悲观宿命到韧性视角 #

「成、住、坏、空」。普通民众常将其解读为一条一路向下的斜线，感知到“万物终将败坏、一切终归于空”的悲凉，或感叹世事无常、看破红尘，实则多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然而，若将其理解为适应性循环，这一切便都可坦然接受。所谓“反者道之动”，这本就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律。

更进一步说，坏与空并非全然是坏事；若无坏空，又何来成住呢？

假使你此刻能穿越回“窑洞对”的现场，或许可以向黄炎培先生阐述这番道理——

从「适应性循环」的视角来看（请注意，这是系统论的观察，而非政治学的判断），对于任何复杂系统而言，“跳出周期”都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并非寻得正确方法、更换明君、加强监督、甚至建立民主制度，便能使一个政权长盛不衰。适应性循环揭示的是一种结构性倾向：系统在持续优化中，往往会从开拓（r）走向守成（K）；进入守成阶段后，便日益倾向于以牺牲选择性来换取效率、将冗余视为浪费、并将「只剩一条路」误读为「最可靠的路」。盛，本身就是衰的成因。因此，“其亡也忽焉”并非意外，而是必然的结构性偿付。

我们应该争取的并非跳出周期，而是构建韧性。大明王朝覆灭，大清王朝兴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大清王朝瓦解，中华文明仍旧屹立。这，便是韧性。

美国建国250年，也并非一劳永逸地长治久安，其间同样经历了无数次危机与混乱。民主制度的初衷并非保证某位总统的长期稳定统治，而是一种烈度更低、周期性更短的治乱循环。

不必奢望万物永不败坏，我们更应做的是为系统埋下冗余、留出余地、留下一些“烧不掉的种子”——以期在下一轮「成」到来之时，有生根发芽之所。

【有偈为证】

参天不觉朽其根， 一炬还山化作尘。 世上从无长住相， 灰中已孕来春痕。

注释

[1] 黄炎培：《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1945 年，第 64—65 页。

[2] Holling, C. S. “The Resilienc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Local Surprise and Global Chang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iosphere, edited by William C. Clark and R. E. Munn, 292–3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 Holling, C. S.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Ecosystems 4, no. 5 (2001): 390–405.

[4] Holling, C. S., and Lance H. Gunderson.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ycles.” In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edited by Lance H. Gunderson and C. S. Holling, 25–62.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5]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 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6]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 2 卷《隋唐五代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01—102 页。

[7]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2, chap. 7, 81–86.

[8] Holling, C. S., Lance H. Gunderson, and Garry D. Peterson. “Sustainability and Panarchies.” In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edited by Lance H. Gunderson and C. S. Holling, 63–102.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9]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4 (1973): 1–23.

[10] Walker, Brian, C. S. Holling, Stephen R. Carpenter, and Ann P. Kinzi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9, no. 2 (2004): 5.

[11] Scheffer, Marten, S. H. Hosper, Marie-Louise Meijer, Brian Moss, and Erik Jeppesen. “Alternative Equilibria in Shallow Lakes.”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8, no. 8 (1993): 275–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