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最高级的创造

今天，我们开启一个全新主题：「复杂性」。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其中不乏前沿活跃的研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我想先分享一个感悟。

你是否注意到，如今的修仙小说已不再满足于单纯比拼法宝、浮夸战力，或是像游戏般的打怪升级？真正高级的修炼法，是在自己心中孕育出一个世界。

例如，在烟雨江南的《龙藏》中，主人公卫渊便修出了一个名为“人间烟火”的“心相世界”——它是在虚空中以法相为核心开辟的一处新天地。这个世界存在于卫渊的“识海”之中，由他的精神意识承载，是一个内部世界。心相世界里最初皆为虚拟人物，但随着时间推移，真人亦可自由进出，成千上万的虚拟人物也变得日益真实，最终与真实世界连接成一体 [1]。

这种感觉，有点像你在我们现实中拥有一系列AI智能体，只不过这些智能体共同组成了自己的社会。心相世界里的众生会为你出谋划策、为你办事、为你贡献力量……但他们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主，形成不同的人群与门派，各自寻求发展壮大，乃至最终不再依赖你而存在。

卫渊常常旁观心相世界里人们繁荣热闹的生活，感觉其乐无穷。

是啊，这难道不比自己赚多少钱、学个新武功、升几级来得有意思多了吗？真正的高手，较量的应该是彼此心相世界的大小。

我们这个现实虽然不能修仙，但同样可以创造自己的“小世界”：比如开办一家公司、一所学校，甚至只是养育几个孩子。看着你创造的事物发展壮大，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后来你都难以完全理解……这种成就感，难道不比自己发表几篇论文、获得某个职务来得高级得多吗？

这就是「生成」。

普通的创造，往往期望结果能完全符合自己的设计，将「非预期后果」视为麻烦。然而，最高级的创造，却要故意为“你未曾设计的结果”留出空间，享受随之而来的惊喜。我们学习复杂系统，并非为了让它听话，而是为了亲手建造一方天地，然后放手让它自由演化。

简而言之，「生成」就是让一个事物因你而生，却不因你而活，更不照你而变。

这是一门为心胸最广阔之人准备的学问，其中包含一种情怀与两门功夫。

一种情怀：生成感 #

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这位发展心理学家，在 1950 年提出了「生成感（generativity）」[2] 这一概念。他认为，人到中年会遭遇一道人生关卡，称为「生成对停滞（generativity versus stagnation）」：你是选择仅仅维持和满足自身，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此一生，还是愿意培养后代、创造能流传至未来的事物？前者便是停滞，后者则是生成。

1992 年，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等人将其发展成一套可测量的理论模型 [3]——他们定义的生成行为包括生育子女、培养徒弟、传承技艺、建立制度、撰写影响后世的作品等。

时间快进到 2021 年，荷兰组织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克·多尔瓦尔德（Friederike Doerwald）和她的同事们汇总了 48 项研究，涉及逾一万五千人。结果显示，生成动机较强的人，往往展现出更强的工作干劲、更高的职业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以及更好的导师关系 [4]。

当然，科学无法证明生成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但我们大致可以说，生成是一种高级的快乐。

有些快乐源于获得：我得到了金钱、地位、成就和荣誉。有些快乐源于体验：我曾阅览、爱恋、品尝、玩乐。有些快乐源于关系：我被人理解，也理解他人。这些都无可厚非。然而，生成提供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因为你的到来，世界上多了一个全新的因果起点。

一个学生沿着你指引的方向，走到了你未曾抵达之处；一个孩子形成了与你不同、却更适合他自己的判断；一项事业在你退休之后反而更加兴盛。

你的控制半径很小，并且从某个时刻开始会变得越来越小。然而，你的因果半径却会越来越大，大到你无法想象。

你或许会说，这不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吗？不朽，其实是一种副产品。一个人能否名垂青史，取决于诸多偶然因素，不可直接追求。但「生成」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行为，它只关注是否有一个事物因你而获得了继续生长的能力。

正如你所能预见的，生成并非易事。不少人曾创办过成功的事业，自己辛苦维持运转数十年，旁人无不称赞……然而，创始人一旦退出，业务便随之消亡，人才亦各奔东西……这个“小世界”也就消失了。如果真是修仙，这一世你便可算作失败了。

要成功实现生成，你需要修炼两门功夫。

第一门功夫：组织闭合 #

第一门功夫名为「组织闭合（organizational closure）」。这个概念源自理论生物学，最初“组织”指的是生命体的组织方式。

我在前面讲述「自由能原理」时曾提及，生命的特点在于它既开放（即每时每刻都从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又独立（即它能自我维持）。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有的学者称之为「自创生（autopoiesis）」[5]，而更新的说法是「约束闭合（closure of constraints）」[6]，它们的核心要义都是：

系统赖以生存的关键环节，能否在系统内部彼此支撑、形成闭环。

例如，心脏泵血，血液反过来供养心肌，心肌才有能力继续泵血，这便是一个系统内部的维持闭环。基因制造蛋白质，蛋白质又反过来读取、复制基因，这更是严格意义上的相互生产。闭合并非封闭，而是指完成内部循环：无需外部控制，这些要素便能在系统内部实现自我循环。

因此，所谓「组织闭合」，就是指系统赖以存活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能在系统内部找到滋养它的另一个环节。

一家公司初创之时，创始人需要出资、招人、定方向、拓展客户、培养新人、化解纠纷，这再正常不过；孩子刚出生时，父母也需要替他打理几乎所有事务——这些都属于尚未闭合的状态。直到公司能够脱离创始人而独立运行，就像孩子不再需要父母的悉心照顾，才可称为组织闭合。

那么，怎样才能让你的事业完成组织闭合呢？你需要解决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它的成果，能否换来下一轮资源？产品带来客户和收入，收入必须足以支撑下一轮的研发和人员招募；学校培养出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带来声誉，声誉又吸引来新的学生、教师和捐助。系统的产出必须能够为自身挣得下一轮投入，否则，如果每一轮都还需创始人重新去化缘、去求人，那便是尚未“断奶”。

第二，现在这批人，能否培养出下一批人？你必须建立一套能持续产生接班人的机制，而不能指望每隔二十年就从天而降一位盖世英雄。

第三，离开创始人，关键决定能否依然作出？不能总是大客户必须由他亲自洽谈，高管争执必须由他仲裁，遇到例外情况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等待他发话。

每当你不得不亲自“救火”补位时，都应自问一句：为什么这件事只能我来做？这次补位能否转化为“下次不再需要我补位”的制度安排？你的救火行为并不能说明你能力超群，只能说明这个组织尚未实现闭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的例子：清末民初的实业家张謇。

他曾是大清 1894 年的状元，响应时代召唤，将人生主业从仕途转向实业，结果是创办一项成一项。张謇首先在家乡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并以此为根基，陆续兴办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医院和剧场，几乎凭一己之力“生成”了一整座近代城市。

拥有如此宏大的事业，为何张謇这个名字却鲜为人知呢？

因为纱厂最终失败了。1922 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商品重新涌入，加之棉贵纱贱，大生厂不仅巨额亏损，更背负了庞大债务……张謇于 1926 年去世时，大生各厂的管理权已先一步转至债权人手中 [7]。随后是连锁反应：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于 1926 年停办 [8]；南通博物苑失去经济支柱，财力拮据，先后转属南通大学和通州师范勉强维持，1938 年又在日军侵占中遭到严重毁坏 [9]。

然而，张謇创办的三所高等学校于 1928 年合并为私立南通大学 [10]，通州医院也得以延续，成为今天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源头 [11]。若非如此，张謇的名字在今天可能就更不为人所知了。

对照组织闭合的“三问”来看：在资源方面，张謇的许多项目长期依赖纱厂“输血”，缺乏独立财务能力；在人才方面，学校和医院形成了专业的队伍、知识传统和社会声誉，从而有条件找到新的供养者；在决策方面，大生的信用与决策只系于张謇一人，后期企业便只能由债权人接管；相反，那些将管理权交给公共机构的事业反而存活了下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准慈善项目，前后延续了整整 901 年 [12]——那便是宋朝范仲淹的范氏义庄。

1050 年，范仲淹在苏州捐出逾一千亩田地，设立义庄，用田租接济范氏族人的衣食、婚丧、赶考等需求 [14]。这项操作的了不起之处在于，范仲淹不仅捐出了一笔财产，更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治理结构。

他将这些田产设定为不得由子孙分割、典卖的范氏公产，由全族公举的“主奉”总领，掌管人负责日常事务，各房另设“管勾”代表本房。族人按人头、按月领取米粮，需造册核对；丰年则预留两年存粮以防灾荒；即便族中辈分最高的长辈也不得插手多占。收租、发米等常务工作，依照成文规矩办理；规矩未曾提及的例外情况，则由掌管人与各房共同商议，利害相关者必须回避；管理者若有侵占欺瞒，族人可以查账、弹劾，最终甚至可以上告官府 [15]。

你看，有能产生收益却不能私分的田产，有由族人公举产生的管理者，有依章办事和共同议事机制，有族内监督以及官府作为最终执行者——组织闭合的所有条件都得到了满足。范仲淹于 1052 年去世，可这个义庄却一直延续到 1950 年土地改革时 [13]，其存续时间甚至超过了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朝代。谁说中国人没有信托精神？

凡是你一离开就随即停止的事，都还仅仅是你的个人能力；只有在你离开之后仍能持续发展的事，才是系统的能力，才是你的生成。

要达到这一步，你必须首先放下自己的“不可替代感”。只有这样，“小世界”才算有了自己的新陈代谢，不必你天天“喂灵气”了。

但，这还不够。

第二门功夫：可演化性 #

第二门功夫名为「可演化性（evolvability）」。

我们前面刚讨论过「基线漂移」。任何系统都必然会变化，但我们希望它能朝着更好的方向、产生新颖的变化。在此，我们仍可从生物学中汲取智慧。

1996 年，进化生物学家京特·瓦格纳（Günter Wagner）和李·阿尔滕贝格（Lee Altenberg）提出：变异与选择并非自动带来进步；真正决定成败的关键在于系统的结构能否允许局部改动产生局部改进，而非一动就全盘崩溃 [16]。2007 年，格哈特（John Gerhart）和基尔希纳（Marc Kirschner）提出了「促进变异（facilitated variation）」理论，又补充了一层含义：生物创新很少从零开始，而是通过保留一批稳定的核心“零件”，并重新组合它们，从而长出新形态 [17]。

简而言之：可演化的系统必须核心稳定，外围可变。

这就好比房子的承重结构越牢固，才越敢于对其内部房间进行重新装修。

这里有三条核心心法：

第一，设定边界，而非剧本。真正值得固定不变的事物并不多：这个事业为何存在、它为谁服务、哪些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这些构成了系统的「慢变量」。至于具体的产品、方法和组织结构，都应允许后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最危险的“文化传承”，莫过于将创始人的时代局限也当作“祖宗”一般供奉起来。

第二，将试错成本切小。每一次创新尝试都应允许局部先行，即便失败也不会拖垮整体，而成功经验则可供他处借鉴学习。我们不能让每一次创新都意味着全体转向。

第三，接受现实的筛选。你不能仅仅口头“鼓励创新”，让大家提出一大堆新点子，却没人承担后果，更没有一个项目真正被淘汰。

反面例子中，我最想提及的便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贫寒，靠暴力夺取天下，却自诩其思想先进。他在洪武二十八年颁布《皇明祖训》，序言中规定：“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18]。同年九月，他又敕谕礼部：后世若有人敢提出改变祖法，“即以奸臣论无赦”[19]。

这无异于堵死了制度正常演化的通道。朱元璋的海禁政策长期压制了私人海外贸易 [20]，使得大明错过了将繁荣海贸转化为稳定税源和海防力量的良机；而他所建立的世袭卫所制度，又因军户大量逃亡而日渐空心化，迫使朝廷不得不另外花钱募兵 [21]。然而大海就在那里，朝廷总归要用兵。海贸需求禁之不绝便转入走私，最终在后世酿成了“倭寇”之患 [22]；明朝中叶以后，军费开支吞噬了中央政府六成到九成的财政收入，已成为国家财政最沉重的负担 [23]。

后来，隆庆开海的实践已经证明，政策只要稍微松动一道缝隙，中国海商很快就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国家亦可将海贸转化为货币关税 [24]。

正是因为朱元璋的严苛束缚，而后世又不得不做出改变，人们便只能采取各种权宜之计来绕过祖训。结果是旧制度名义上仍在运行，新办法却只能作为例外和临时措施勉强生长。于是，权责不清、规则冲突、寻租现象丛生、财政成本日益高企，任何一次改革都要先背负起过去所有“补丁”的沉重包袱。

假如没有朱元璋的强硬束缚，大明本可以堂堂正正地持续改革，海上财富、造船技术、火器研发和远洋组织能力便可能在合法制度框架内不断积累，形成“贸易—财政—海军—技术”的正向循环……即便不能直接引发工业革命，也能确保中国在大航海的时代浪潮中占据一席之地，为近代化争取一个更有利的起点。

然而现实却是，一位已逝世两百年的创始人，凭借一块“祖制”的牌位，持续对后来的决策行使否决权。这难道不荒谬吗？这正是被权力惯坏、自大成狂、妄想永不退场的结果。

可演化系统的特征 #

那么，具备可演化性的事物究竟是何模样？

任天堂，这家最初贩售花札纸牌的公司，如今已成为创造马力欧、塞尔达和 Switch 的全球知名游戏企业，甚至将马力欧的世界搬进了电影和主题乐园。它坚守的并非纸牌本身，而是让人们享受游戏的乐趣。

哈佛大学，起初仅是殖民地里一所培养有学问牧师的小学院，却发展成为横跨文理、法律、医学、商业等诸多领域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它坚守的并非神学课程，而是知识的传递与创新。

《西游记》最初是取材于取经故事的戏曲和评话，最终演变为章回小说，又被改编成连环画、动画、电视剧和游戏，长出了更为宏大的宇宙。它坚守的并非九九八十一难的具体细节，而是那个任何一代人都能从中重新出发的取经母题。

美国，这个最初由大西洋沿岸 13 个州组成的农业共和国，如今已成长为一个拥有 50 个州、在全球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上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现代国家。美国坚守了，但也演化了宪法：宪法的正文依旧是 1787 年的七条，二百五十年间仅增加了 27 条修正案——宪法在理论上可以被改写，但在实际操作中又极难被改写……

这些事业最初的创造者，如果来到今天，肯定认不出它们现在的样子，但他们大概率会感到欣慰而非愤怒：感谢你们没有机械地忠实执行我的第一版设计，也感谢你们将我最初那一点值得保留的核心价值坚持下来，并使其发展得远远更加宏大。

要达到这一步，你必须彻底交出自己的“最终解释权”。至此，“小世界”才算真正脱离了你的识海：你不再是它的主宰，而仅仅是它最初的开天辟地者。

生成：平衡与境界 #

组织闭合能够防止系统消亡，而可演化性则能防止其僵化衰老。前者确保系统无需依赖你也能存活，后者则避免它活成一块化石。

然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组织闭合依赖于标准、复制和传承，要求系统能够“记得住”；可演化性则依靠异议、偏离和试错，要求系统能够“改得动”。那么，这个“度”究竟在哪里？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可以修订，后世子孙多次修改补充；而朱元璋的祖训却严禁修订。那么，到底哪些才是创始人不可改变的初心呢？

其实，只要这个事业能够履行其承诺、守住核心底线，只要能持续延续并兴旺发达，那便是好的。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他又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普通的生成者要求保留对所创事物的所有权，为此甚至需要让人畏惧他。

优秀的生成者不再要求所有权，只要人们心怀感谢便已足够。

伟大的生成者甚至不奢求别人能记住他。

其实，成为一个伟大的生成者并非遥不可及。须知，世上能够记住自己曾祖父姓名的人，也并不多。

有偈语为证：

揽物盈怀终是占，放身入世始为生。 枝繁不必循吾令，人去春深自满城。

注释 #

[1] 烟雨江南：《龙藏》，起点中文网连载。

[2] Erik H. 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New York: W. W. Norton, 1950）.

[3] McAdams, Dan P., and Ed de St. Aubin. “A Theory of Generativity and Its Assessment Through Self-Report, Behavioral Acts, and Narrative Themes in Autobi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no. 6 (1992): 1003–1015.

[4] Doerwald, Friederike, Hannes Zacher, Nico W. Van Yperen, and Susanne Scheibe. “Generativity at Work: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25 (2021): 103521.

[5] Maturana, Humberto R., and Francisco J. Varela.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Dordrecht: D. Reidel, 1980.

[6] Montévil, Maël, and Matteo Mossio. “Biological Organisation as Closure of Constrain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372 (2015): 179–191.

[7] Köll, Elisabeth. From Cotton Mill to Business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nterprises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8] 南通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于公布南通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文物保护单位和调整部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称的通知》，https://www.nantong.gov.cn/ntsrmzf/szfwj/content/c2977b63-b0a1-452b-b89c-5ee57a404cd6.html。

[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https://www.ccdi.gov.cn/toutu/201506/t20150601_127144.html。

[10] 南通大学：《1928：私立南通大学》，https://www.ntu.edu.cn/2023/0809/c8043a217714/page.htm。

[11]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百年院庆特稿一：张謇——祈通中西的创院之路》，https://www.ahnmc.com/shownews.asp?id=3319。

[12] 范忠信：《传统血缘社会组织自治的财团法人运作模式——北宋“范氏义庄”之契约性意义初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6 期。

[13] 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 年，第 59—60 页。

[14] Twitchett, Denis. “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 1050–1760.” In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15] 《范氏义庄规矩》，陈梦雷辑，1725 年。

[16] Wagner, Günter P., and Lee Altenberg. “Complex Adapt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Evolvability.” Evolution 50, no. 3 (1996): 967–976.

[17] Gerhart, John, and Marc Kirschner. “The Theory of Facilitated Variation.” PNAS 104, suppl. 1 (2007): 8582–8589.

[18] 《皇明祖训·序》，洪武二十八年（1395）重定本。

[19]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一，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条。

[20] Von Glahn, Richar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ast Asian Maritime Worl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East Asia in the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44–64.

[21] 李渡：《明代募兵制简论》，《文史哲》1986 年第 2 期。

[22] 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Autark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Piracy in M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4, no. 2 (2014): 509–534. https://doi.org/10.1017/S0022050714000345。

[23] 管汉晖、李稻葵：《明代 GDP 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 年第 3 期，第 6—47 页。

[24] 万明：《何以全球化：明代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