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克：东亚为什么这么卷？

本文将探讨为何中国社会如此内卷。有人归咎于中国经济尚不富裕，也有人认为是制度缺陷所致。然而，在此之前，我建议您先了解一下韩国的情况。

韩国作为人均GDP高达3.5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拥有完善的选举制度和高度自由，其文化产业更是风靡全球——然而，韩国的内卷程度甚至超越了中国。

2024年数据显示，韩国校外补习参与率高达80%，每位学生每月平均补习费用达59.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00元[1]。

相较于韩国，中国人对高考的重视程度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在韩国高考当天，全国推迟上班，股市延后开盘，军队暂停演习，警车在大街上随时待命，为可能迟到的考生开辟道路……甚至在英语听力考试的35分钟内，全国所有机场的航班起降都将暂停[2]。

这种极致的考试竞争导致韩国10至39岁人群的第一死因是自杀，其自杀率在OECD国家中位居榜首[3]。

然而，如此全民内卷，究竟带来了什么？数据显示，韩国25至34岁青年中，有71%接受过大学教育，但大学文凭早已不再稀缺。大学毕业生平均收入仅比高中毕业生高出31%，而高学历青年的就业率仅为80%，低于OECD国家同类群体的87%[4]。

这种无效内卷，实则是东亚社会的普遍症结。如今的日本，表面上似乎不再内卷：年轻人低欲望，不愿购房结婚，日本内阁府统计显示有146万人选择蛰居在家，几乎不与家人以外的人接触[5]。然而，四十年前的日本曾经历过全球最为惨烈的考试竞争，甚至催生了“考试地狱（受験地獄）”这一词汇。今日日本社会的“躺平”现象，正是过度内卷后的疲态显现。

造成东亚内卷的根源，必定是中日韩三国所共有，而在其他地区则缺失或作用微弱的某种特质。

这一特质，正是我们所说的「摩洛克（Moloch）」。

摩洛克的概念与运作机制 #

摩洛克（Moloch）在希伯来圣经中本是一位邪神，人们曾用亲生孩子向其献祭。一位美国诗人曾借用此名，指代现代社会这台巨大、冰冷、不知为谁服务的机器[6]，由此，摩洛克便从一个吞噬儿童的神祇，演变为一个吞噬人性的系统。2014年，美国精神科医生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撰写了《沉思摩洛克》（Meditations on Moloch）一文[7]，引发广泛热议，并正式将这一意象提升为社会科学概念。

亚历山大所阐释的摩洛克，是一种「多极陷阱（multipolar trap）」：多个个体或实体在相互竞争中，每个人都做出了对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选择，然而这些选择叠加在一起，却将所有参与者推向了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结局。

许多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摩洛克理论来解释。例如军备竞赛：每个国家购买武器旨在提升自身安全，然而当所有国家都这样做时，反而共同营造了更深层的不安全感；又如流量算法：平台发现用户在愤怒时停留时间更长，于是所有平台都热衷于推送令人愤怒的内容。

我们可以将摩洛克视为「囚徒困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因果链条通常如下所示——

多人竞争，且单一指标（如利润、排名、点击率、军力、速度等）决定成败 → 某人发现，牺牲不计入指标的价值（如健康、安全、诚实、童年）可换取指标提升 → 该人取得短期领先 → 其他人面临跟进或出局的选择 → 大多数人纷纷跟进，形成新常态 → 最终，每个人的相对位置基本不变，但每个人的绝对生活质量却普遍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博弈中没有绝对的“坏人”。没有人刻意想让局面恶化，所有人都清楚事态会走向负面，但没有人敢率先停止。这正是摩洛克最为可怕之处。

那么，如何才能终止摩洛克的困境呢？学者们曾提出不少限制竞争的方法，例如各国签署军控条约以互相监督，避免军备升级；或者由政府直接出面进行管制。然而，这些措施往往治标不治本。

韩国政府曾规定补习班晚上十点必须关门，结果大班课转变为更昂贵的一对一教学，补习支出依然年年创下新高。

摩洛克困局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由单一指标决定成败的游戏。经济学家对此有一个「锦标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8]：只要奖励是根据相对排名而非绝对产出来发放，人们的努力便不再是为了创造实际价值，而仅仅是为了争夺排名位置。

摩洛克正是一场「单一赛道锦标赛」，所有人的命运都被挤压进一个共同的排行榜。只要这一根本症结存在，一切旨在协调和限制竞争的措施都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

摩洛克现象并非东亚独有，世界各地皆有其局部表现。然而，东亚三国却将这种单一赛道锦标赛，办成了一场国家级乃至全民参与的赛事。

东亚：单一赛道全民锦标赛的土壤 #

在东亚社会中，人们心中的单一赛道即是考入名校、找到稳定工作、购房置业；而这条赛道的单一指标，便是分数。分数在东亚社会中，能够兑换的价值异常之多。历史上，大约有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了东亚社会对分数的极致重视。

其一是科举制度。科举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纯粹的单一赛道锦标赛：长达一千三百年间，一个庞大帝国将所有精英晋升的通道，都压缩至同一条轨道。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并非诗意夸张，而是科举制度的真实写照与运作说明：在士农工商各阶层中，唯有「士」通向权力、财富与社会体面，而通往「士」的道路，唯有通过考试。

在明清两朝，即便经商至富可敌国的程度（首先这本身就极难实现，国家体制也限制了富商势力过于庞大），其最高理想也不过是斥资捐得一官半职。商人家族的长期战略通常是“一代经商，一代读书”，财富本身并不足以带来真正的社会地位，必须转化为功名才算数。

或许有人会问，参加科举的毕竟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百姓甚至不识字，那么考试又是如何演变为东亚全民锦标赛的呢？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二十世纪中叶，东亚三国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社会「大推平（leveling）」[9]。中国通过革命实现：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层，公私合营消化了民族资本家。日本则因战败，经历财阀解体与农地改革。韩国则更为直接，因亡国之痛，贵族阶层在殖民时代便失去根基，随后的朝鲜战争更是将残存的财富差距彻底夷平。

这三场“推平”的结果，均是世袭等级制度被彻底铲除，所有人被置于同一条起跑线上。

然而，起跑线虽然平等了，赛道却只剩下唯一一条。没有世袭贵族，没有强大的行会，没有世代相传的庄园或家产，普通民众还能积累何种“复利”呢？答案便是：学历。

学历，成为了全社会通用的身份资产。

相比之下，欧洲社会至今仍保留着旧社会的多元残余：贵族阶层、教会势力、传统行会、以及根深蒂固的工匠文化——例如，德国一位面包师的儿子接手家传面包房，并不会觉得自己比上了大学的邻居逊色。

价值单一加上机会平等，最终导向的便是全民锦标赛。

这是一个颇具反直觉的真相：内卷并非源于社会不公，它恰恰是“公平”的产物。在种姓制度或农奴制社会中，人们固然绝望，却不会内卷，因为赛道早已被锁定。

内卷，是专为那些“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人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参与、人人都互相比较”的社会所预备的一种“刑罚”。

高考，是全球范围内最为公平的考试之一，因此，它也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最为内卷的考试。

内卷的沉重代价与四张账单 #

「内卷（involution）」一词最早由历史学家黄宗智引入中文世界，原用于形容明清时期的小农经济[10]：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却持续增长，农民只好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然而，每多投入一份劳动，回报反而愈发微薄。黄宗智将其定义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高考的现状亦是如此：若所有人都不补课，大学仍会录取同样数量的学生；若所有人都在补课，大学的录取人数依然不变。那么，我们补课的意义何在？实际工作能力果真因此提高了吗？

这正是摩洛克的典型体现：每个人都投入更多努力，但没有人因此变得更安全。

内卷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远不止于加剧竞争，它还带来了四张沉重的账单——

第一张账单是学历通胀。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的「证书通胀（credential inflation）」理论[11]，其原理与货币通胀如出一辙：文凭印发得越多，其价值就越贬值，但谁也不敢率先停止“印发”。昨天本科是竞争优势，今天本科是入场门票，明天硕士也可能沦为排队编号。

第二张账单是人才错配。即使将人视为工具，人也并非单一的数值，而是一组能力的复合体：包含抽象推理、动手能力、审美情趣、共情能力、组织协调、冒险精神、叙事表达等多种维度。然而，单一赛道锦标赛将这种多维向量强行投影到“考试分数”这一单一维度上，必然导致大量信息丢失。

一个原本可能成为出色厨师、木匠、销售或护理师的孩子，却仅仅因为一个分数，就被定义为“差生”。在此境遇下，孩子的理性选择往往是放弃其他天赋和发展方向。

有学者分析了中国31个省份的385万项专利数据，发现一个省份的社会规范越「紧」（即对偏离标准路径的行为越不宽容），其增量式创新的占比就越多，而激进式创新则越少[12]。

换言之，社会越重视单一赛道锦标赛，人们就越擅长将已知赛道跑到极致，却越不擅长探索那些最初看似并非赛道的领域。这或许正是中国长于「从1到N」而非「从0到1」的原因所在。

第三张账单是“躺平”。有人认为“躺平”是对内卷的一种反叛，然而试想：一个真正对现有赛道毫不在乎的人，会选择“躺平”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会兴致勃勃地去追求其他兴趣和目标。

“躺”并非真的放弃，而是一种面向赛道的姿态。躺平者并非不在乎，恰恰是过于在乎：他们既看重这条赛道，又确信自己无法取胜，于是便以“我不跑了”来保护自己——“你们不能说我输，因为我根本没有参加”。

日本正是“躺平”现象的极致。在经历了四十年的“考试地狱”式内卷后，随着经济泡沫破裂，年轻人发现“好好考试、进入大公司、获得终身雇佣、步步高升”这一人生链条已然断裂，于是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大撤退”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如今日本的补习班依然满员运转。

日本并非东亚的例外，它更像是东亚社会未来的预告片。

最后一张，也是最为沉重的一张账单：孩子。

摩洛克的本义便是吞噬孩童的神祇。如今，它以如下方式“吞噬”着我们的孩子——

首先是吞噬童年：补习班从幼儿园一路延伸至高三。接着吞噬青春：大学期间继续卷绩点、卷实习、卷考研、卷考公。它还吞噬睡眠：日韩曾流行“四当五落”之说——每日睡四小时能考上，睡五小时则落榜。最终，它吞噬的更是下一代：结婚需要房子，而房子是这场锦标赛的奖品；养育孩子需要巨大的教育投入，而这份投入，正是下一轮锦标赛的入场券……

年轻人审视这笔账单，发现其代价过于高昂，便干脆选择不生育。

如果您认为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然过低，那么我必须指出，韩国的生育率更不容乐观。2024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仅为0.75，全球垫底。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大致推算，每200名韩国年轻人组成100对夫妇，仅会生下75个孩子——即子女一代的人数仅为父母一代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再过一代，那75人恐将只能留下28个孩子。

这无异于民族的自我消亡。然而，那些选择不生育的年轻人，难道是不喜欢孩子吗？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出于对孩子的深爱。他们认为，如果无法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成长条件，如果生下孩子只是眼睁睁看着她卷入无休止的竞争，那么宁愿选择不生。

低生育率，正是东亚年轻人对摩洛克发出的最后抵抗。

破解摩洛克困局：构建价值多元社会 #

破解摩洛克困局的根本解药，在于将单一赛道拓展为多元赛道。你在这条赛道上取得成功，是成功；他在那条赛道上取得成功，亦是成功——社会必须认可并容纳不止一种生活方式。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多元（value pluralism）」。

「价值多元」听起来或许像一句政治正确的客套话——不就是倡导“尊重少数群体、包容不同个体”吗？远非如此。

价值多元并非仅仅是一种姿态，它更是一个社会的免疫系统，是“内卷”的真正反义词：内卷意味着所有人向着同一种成功路径蜂拥而至，而价值多元则是社会能够最终容纳多种多样的成功模式。

欧美社会之所以不像东亚这般内卷，正是因为其秉持的价值多元理念。它们从未被“推平”为单一跑道，而是保留了教会、行会、工会等多种社会组织，吸纳了来自各国的移民，甚至拥有像阿米什人（Amish）那样拒绝现代化的特立独行社区，有的国家仍有贵族阶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

然而，如果社会已然是单一赛道，是否还能重新生长出多元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古今中外都不乏先例。

1876年，日本明治维新废除武士特权，农民的儿子第一次有机会成为军官、工程师，社会人才因此喷涌而出。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无数聪慧头脑得以一朝获释。不出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他们便成为了科学家、工程师、商人和思想家。可以说，现代中国正是在科举制度的废墟上孕育而生。

如今，三分之二的瑞士青年在初中毕业后便选择职业教育，德国高级技工的资格在国家职业框架中与大学学历享有同等地位。这并非强制分流的结果，其背后的关键在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极小——蓝领工作也同样具有高级感和受人尊敬的地位，人们自然就不会一窝蜂地挤向大学教育。

尽管这些变革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经历过阵痛，甚至伴随着反拨，但变革终究是可能的。

社会的自我平衡与希望 #

社会终将走向自我平衡。限制竞争仅是扬汤止沸，构建价值多元社会方能另起炉灶，而人口下降则更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决方案。

根据数据显示，2025年和2026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已连续两年下降[13]。鉴于生育率持续走低，未来的报名人数只会越来越少。目前，部分大学已开始出现主动“抢人”的情况，局势正在悄然反转。

与此同时，随着学历溢价逐年走低，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返乡创业”，甚至成为“全职儿女”，单一赛道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人终究是具有能动性的。每一个拒绝摩洛克束缚的人，都是在为社会探寻新的出路。一个伟大的文明，绝不可能只认可一种“值得赢”的人生。

【尾声小诗】

战鼓千年彻五更，独桥万马竞输赢。 悬梁刺股摧花蕾，废苑寒苗断后萌。 骨肉相残空淬刃，神明袖手看刀兵。 拼将烈火焚孤栈，踏碎藩篱万路横。

注释

[1] 韩国统计厅，《2024年小初高学生私教育费调查》，2025年3月发布。https://mods.go.kr/board.es?mid=a10301010000&bid=245&list_no=435485&act=view&mainXml=Y

[2] 新华网，《韩国各界为高考"护航"：调整航班、暂停军演、推迟上班》（2025年11月）等报道。

[3] OECD Health Statistics。

[4]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5: Korea Country Note：韩国25-34岁高等教育完成率71%（OECD平均48%）、高学历青年就业率80%（OECD平均87%）、学历工资溢价31%（OECD平均54%）。

[5] 日本内阁府《儿童与年轻人意识及生活调查》，2023年3月公布。

[6] Ginsberg, Allen. “Howl.” In Howl and Other Poem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56.

[7] Alexander, Scott. “Meditations on Moloch.” Slate Star Codex, July 30, 2014. https://slatestarcodex.com/2014/07/30/meditations-on-moloch/

[8] Lazear, Edward P., and Sherwin Rosen.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no. 5 (1981): 841–864.

[9] Scheidel, Walter.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另见《精英日课》第四季，到底什么叫“内卷”？

[11] Collins, Randall. “Credential Inflation and the Future of Universities.” Ital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 no. 2 (2011).

[12] Chua, Roy Y. J., Kenneth G. Huang, and Mengzi Jin. “Mapping Cultural Tightness and Its Links to Innovation, Urbanization, and Happiness across 31 Provinces in China.” PNAS 116, no. 14 (2019).

[13] 路透社2026年6月报道：2026年中国高考报名约1290万人，较上年减少45万，连续第二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