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变量：政府的使命是建立稳定预期

政府是世间最强大的力量。它能成就诸多善事，但也可能通过寻租、软预算约束、强制可读性和非预期后果等机制，带来负面后果。在这一讲中，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一个最理想的政府，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政府不是好在“做什么”，而是好在“不做什么”。

让我们先从普通人的视角切入。想象你在一个电商平台上开设了一家网店。你精心打磨了产品，训练了团队，积累了信誉，也积累了一笔财富。你有几个竞争对手，但你并不畏惧。你相信只要研发出下一代产品，就能赢得更领先的地位。为此，你决心招募人才、扩充产能。

然而，你刚投入资金，平台的推荐算法就变了。你的网店一夜之间流量全无！原来平台老板发现你们这个品类利润丰厚，决定亲自涉足，销售同款产品。你甚至投诉无门。

那么，你还会主动进行长期投资，研究新产品吗？你真正应该研究的，反而是平台老板的脸色和策略。

国家亦是如此。企业家、投资人、科学家、普通劳动者、学生，应将注意力投向市场，而不是紧盯政府。无论是对企业（to B）还是对消费者（to C）开展业务，都不应演变成人人都去关注“to G”（对政府）的关系。

然而，他们离不开政府，正如电商离不开平台。一个真正致力于为民服务的政府，能给予社会最珍贵的礼物，不是直接补贴，不是一项又一项宏大工程，也不是朝令夕改的扶持政策，而是一种朴素到常被忽视其政绩价值的要素——「稳定预期」。

本讲的思维工具是「慢变量（slow variables）」。政府的日常使命，正是维护这些慢变量。

市场经济的基石：硬约束与创造性破坏 #

关于市场经济为何优于官办经济，前人已有详尽论述，在此不必赘述。简而言之，其核心在于以下三个概念——

第一个是哈耶克提出的「价格信号」：经济知识分散在无数身处现场的个体头脑之中，任何中央计划系统都无法取代——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将这些局部知识压缩成价格、利润和亏损这些可供行动的信号。

第二个是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市场允许新人挑战旧势力，允许新技术替代旧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

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市场是硬预算约束，在市场经济里，失败是真实且不可逆的——不良项目会真正破产，劣质企业会退出市场，资源因此得以释放。

对比之下，权力却会本能地寻求控制一切：它会用行政命令替代价格信号，用保护主义取代优胜劣汰，甚至通过财政输血，将失败项目培养成长期寄生虫。

因此，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会因为崇尚市场而对政府抱有反感。甚至有人认为市场是自发产生的，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自由派经常引用的一个案例是十二至十三世纪法国的「香槟集市」（the Champagne fairs）。当时欧洲长途贸易繁荣，众多商人定期前往法国香槟地区进行大规模交易。这里不依赖中央计划，也没有政府定价……经济学家曾以此说明，市场秩序可以依靠商人法、私人法官和声誉机制自发形成。

然而，这并非历史的全部真相 [1]。试想一下，在这样的局面下：你今天跟我交易，明天就返回另一个城市了；如果我被骗，我还能一路追讨吗？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契约精神、司法公正、稳定货币和可信赖的执行机制，自由交易很快就会退化成一锤子买卖的黑市交易。真实的历史背景是，香槟集市的繁荣有赖于安全通行、纠纷裁判、契约执行、度量衡管理，以及香槟伯爵提供的保护。

自由市场并非凭空生长的野草，而是一套高度精密的公共基础设施。

这便引出了「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2]。该理论认为，要让两个陌生人敢于进行交易，必须有制度的保障做支撑：市场之所以能有效运作，是因为有力量在背后维护着账本、合同、货币和裁决机制。

我们前面专门探讨过平台经济，实际上，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平台，需要有人进行治理和维护。

如果把市场，乃至一个国家想象成一个平台，那么政府就是这个平台的运营者。

任何平台的运营者都必须维护以下四层规则——

第一是身份层：明确谁能进入，谁有资格成为参与者。

第二是交易层：界定产权、契约、货币、税制和价格信号如何运行。

第三是裁判层：规定冲突如何解决，确保程序公开透明，并保障申诉的可能性。

第四是结算层：维护货币信用、财政信用和执法信用，确保最终承诺的兑现。

这些规则，正是平台的慢变量。

快变量与慢变量：系统韧性的核心 #

用加拿大生态学家克劳福德·霍林（C. S. “Buzz” Holling）的说法，每个复杂系统都有快变量和慢变量 [3]：快变量变化迅速、显而易见、容易被用作考核指标；慢变量变化缓慢、不甚显眼，却决定着整个系统的「韧性（resilience）」。

以一个湖泊为例，水面上的藻类数量、水质是否清澈、鱼群数量的多少，这些都是快变量；而附近流域的植被状况、湖泊的物种结构、底泥中的磷含量、水体的自净能力，则是慢变量。

你可以立即从快变量中追求短期成效，比如说用药物抑制藻类生长，就能让湖面短期变清。但是，如果慢变量没有得到妥善维护，这个湖泊迟早会再次变得浑浊。

国家亦是如此。经济增速、财政收入、就业率、特定行业的景气程度，都是快变量；而产权保护、法治健全、社会信用和社会信任，则是慢变量。

维护好慢变量，那些快变量指标便会自动逐步向好。但如果为了追求快变量而任意操弄系统，就可能会伤害慢变量。

这就好比种地：快变量是庄稼的收成，慢变量是土壤的再生能力。如果你想这一季迅速提高产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施化肥——然而，如此一来，你就会破坏土壤结构、地下水质和土壤有机质。那么这一季产量虽高，但长此以往，土地将难以为继。

同样道理，产权边界明晰，人才和资本才相信收益能够真正归属自己；规则连续且可信赖，企业才敢将合同、产能和供应链安排到几年之后；裁决程序公正，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不必完全依赖人际关系和武力；货币和财政具有信用，市场才敢将今天的投入和明天的回报视为同一本账上的投入与回报。

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为了追求某个短期指标，直接干预系统运行，今天扶持某个行业，明天压低某种价格，后天又修改一项规则，快变量或许会一时亮眼，但慢变量却会受到深层损伤。

有的政府享用慢变量产生的红利，有的政府则在不断消耗慢变量的本金。

历史的教训：汉武帝对慢变量的透支 #

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西汉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的变化。

经历了秦末战乱和楚汉相争，西汉前期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通过轻徭薄赋、减少对民间的扰动，使家庭重归稳定，农业得以恢复，国家财政重新积累，让民间相信，来年生活大体仍会遵循既定规则。文景之治的统治，不追求轰轰烈烈，没有宏大叙事，政府表现出极度的克制。

结果，数十年下来，快变量指标也自然向好：户口增加，税基扩大，国库充实，粮仓丰盈，商业流动活跃。

武帝登基时接手的，正是文景两代积累下的丰厚家底。

然而，一旦手握强大的力量，便会产生使用它的强烈冲动。

如今提及汉武帝的丰功伟业，无不是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河西四郡、张骞通西域……这些成就固然斐然，但其背后却耗费了巨额财力。而且，政府一旦开支，便难以遏制，甚至出现不必要的浪费。正常的财政汲取手段已远不能支撑武帝的雄心壮志，于是，政府将手伸向了资源、价格、流通和民间财富——

在货币政策上，国家时而推出白鹿皮币，时而又发行白金币，货币信用屡遭冲击，民间对手中货币的价值预期反复动摇。

在税收政策上，算缗（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告缗（举报他人财产分一半）直接指向民间财富，商人的产权预期被彻底击穿。

在产业政策上，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将原本可由民间经营的行业收归国有，政府亲自下场，成为最大的经营者。

在价格政策上，均输、平准由国家买进卖出，名义上是为了调节物价，但实际上，价格不再仅仅是供求信号，还要服从国家财政和战争的需要。

在劳役兵役上，大量劳动力被抽离生产，家庭原本连续经营的计划随时面临中断。

在司法和产权领域，酷吏政治和告发机制让人们不再仅仅担心市场失败，更要担心政策变化、人际关系破裂乃至政治站队错误带来的失败……

这些本质上都是在透支国家信用。短期内，国库或许充盈；但从长期来看，慢变量和稳定预期则被消耗殆尽。其结果必然是连表面的财富也无法维系。

《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初年，百姓「民人给家足」，府库充实；然而后期却演变为「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汉书·昭帝纪》更直言，武帝留给昭帝的局面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或许有人会说，为了帝国的基业，百姓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然而，户口减半的代价真的值得吗？匈奴在文景时期虽不断骚扰边疆，但并未对帝国构成绝对的安全威胁。借用御史大夫韩安国的话说：「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当然，并非主张和亲政策为最佳选择，但大汉完全可以采取积极防御策略，而非向漠北远征，耗费巨大兵力。

更何况，这些举措真是为了帝国的基业吗？根据《史记·封禅书》《平准书》及《汉书·贡禹传》的记载，武帝花在战争以外的钱，乃至直接用于个人享乐的开销，包括宫室、巡幸、封禅、求仙、陵寝和宫廷工坊，绝非零星的浪费，而是构成了另一条长期的财政失血线。中大夫汲黯曾当面批评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可谓是精准的评论。

如今一提起秦皇汉武，已成为许多人心目中中国的骄傲——然而，他们同时代的人，从直系子孙到官僚集团，再到平民百姓，却普遍对他们评价不高。

简而言之，武帝的伟业，不仅是从文景之治的积累中提款，更是将这份家底挥霍殆尽。文帝、景帝若在天有灵，定会视武帝为败家之子。

全球视野下的慢变量：从罗马到现代英国 #

西方亦有类似的教训——

公元30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为了抑制通胀并平息社会不满，颁布《最高限价敕令》，强行对上千种商品和工资设定最高限价，结果导致商品转入黑市，供应量反而锐减，敕令很快便形同虚设。

1557年至1596年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了支撑哈布斯堡帝国的连年战事，多次宣布暂停偿债、重组国家债务，结果王室信用屡遭重创，欧洲金融家们开始重新评估西班牙的信用风险。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抑制通胀、稳定短期民意，实行了工资和价格冻结政策，结果账面通胀虽一时得到抑制，价格信号却被扭曲，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短缺和通胀的剧烈反弹。

2022年，英国特拉斯政府为了快速刺激增长，推出缺乏可信财政背书的“迷你预算”和大规模减税，结果英镑汇率和英国国债市场剧烈震荡，养老金系统险些崩溃，英国央行被迫出手救市，稳定市场……

然而，后世的中国统治者，却普遍将汉武帝视为反面榜样，从中吸取了教训。

例如王安石变法，旨在帮助政府汲取资源，其同时代的人立即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司马光、韩琦等人斥责王安石“征利”“兴利”，王安石心知其意，急忙辩解道：如果像（帮汉武帝理财的）桑弘羊那样「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欲」，那才是所谓的兴利之臣；而我旨在抑兼并、救贫弱，怎能称作兴利之臣呢？

然而，一旦“桑弘羊”这个标签被贴上，王安石便难以洗脱其影响。他自己也因此成了某种象征。后来张居正为大明敛财，便有人指责他如同王安石一般。

大清王朝总结历代兴亡教训，其货币政策直接采取白银本位制，甚至避免使用复杂的财政工具，力求维持一个“小政府”的姿态。康熙朝甚至直接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后，大清即使面对太平天国战乱，甚至需要支付巨额赔款，也只是通过盐课、关税、厘金、借款，乃至卖官鬻爵等方式筹措资金——却始终不敢突破地丁钱粮定额。

因为只要你深谙历史，便会深知快变量的诱惑和慢变量的重要性了。

政府的边界：建设者而非破坏者 #

政府到底应该承担多少职责？对此，学者们各有各的说法。

有学者主张 [4]，政府只要维护好慢变量，提供一个低熵的运营环境即可。更多学者或许会认为政府还应承担那些市场自身难以有效完成的事项——例如教育、医疗、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标准制定等等——这些事项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但由于缺乏良好的短期盈利前景，市场往往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

例如，意大利裔、现执教于英国的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认为，政府还可能“塑造和创造市场” [5]。互联网、GPS、触摸屏、语音识别等技术在其发展早期并非完全由私人资本单独冒险完成，而是由国家通过科研经费、军工项目、大学体系、公共采购和长期耐心资本，率先铺平了道路。

还有学者认为，后发国家若单纯依靠市场实现工业化，可能会面临较大困难，因为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本和成熟的企业基础——那么政府就应该亲自介入，进行投资，甚至直接兴办工厂，作为一种“冷启动”模式 [6]……你可以下场成为球员，但前提是球场本身尚不存在。

我相信这些路径都是可行的。但核心关键在于，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政府首先必须是慢变量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

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规律是：如果政府能尊重慢变量，不进行横征暴敛，其战争能力反而不会减弱，甚至会增强 [7]。

例如，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限制王权任意征税、没收财产和违背契约的能力，国王的权力被关进了笼子，但国家力量并未因此削弱！英国政府反而能够以更低利率借得更多资金，在税收之外，又开辟了公共信贷这条大动脉 [8]。

实际上，民间总是蕴藏着巨大的剩余财富，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这些资金为政府所用。如果你的办法是强征或者滥发货币，你就伤害了慢变量，人们就会停止投资和生产活动，经济便会受到重创；而如果你选择借债，创造财富的活动就会继续，战争结束后，社会仍能正常运转，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债主们是否相信这个政府会遵守财产和债务契约，兑现其承诺。

一个受限制、不能随意违约的政府，反而是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

无为而治：政府的终极智慧 #

最早提出政府应保护“慢变量”这一理念的，或许还是中国人。

老子《道德经》曰「我无为而民自化」，不正是在阐述，作为平台的政府应维护慢变量，将快变量的活力留给百姓吗？

言及「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正是在告诫，平台的运营者不应与平台的参与者争利吗？

论及「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不正是在暗示，受限制的政府，反而能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吗？

「无为而治」的本意，并非指政府无所作为，而是指政府应坚守自身层级：不与民争利，不与商争业，不以裁判身份亲自下场经营，不滥用权力改写价格信号，不将社会的试错空间和自我演化能力收归己有。

政府不应是舞台上的主角。它应是剧场里的灯光、消防、秩序、声学与安全出口的维护者。

没有它，戏就无法顺利上演。但观众不会每天都去关注它。

注释

[1] Jeremy Edwards & Sheilagh Ogilvie, “What less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we draw from the Champagne fair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2.

[2]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no. 1 (1991): 97–112.

[3] Walker, Brian, C. S. Holling, Stephen R. Carpenter, and Ann Kinzi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9, no. 2 (2004): art. 5.

[4] 比如说，George Gilder, Knowledge and Power: The Information Theory of Capitalism and How It Is Revolutionizing Our World (Regnery Gateway, 2013). 另见《精英日课》第五季，《后资本主义生活》5：低熵的舞台

[5] Mazzucato, Mariana.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London: Anthem Press, 2013.

[6] Gerschenkron, Alexander.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7] 徐瑾，《货币简史：从贝壳金银到数字货币》（2024）。另见《精英日课》第六季：货币是信用的游戏

[8] North, Douglass C., and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no. 4 (1989): 803–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