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预算约束：有人兜底，责任就会变形

这一讲的思维工具叫「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它能帮你进一步理解公共事务。

但是它也适用于私人事务。你肯定听说过这样的事儿：有个家庭，孩子已经成年了，热衷于高消费，欠下信用卡、花呗、借呗等大量债务，但是父母总会给她兜底。

第一次，父母说孩子还年轻，没有社会经验，以后就好了。

第二次，父母又心疼，说替她还上吧，反正咱家有钱。

第三次，父母已经感到吃力，但总不能看着孩子征信坏掉。

第四次，孩子主动提醒父母，该帮她还钱了。

这跟你在公司里看到的那些超预算项目是一个道理。本来项目预算一千万，才做到一半就已经花了八百万。负责人说：“前面都花了，现在停掉不是更浪费吗？”于是总部又批了五百万。过了三个月，还是不行，又说：“都走到这一步了，临门一脚，不能功亏一篑。”于是再批五百万……

到最后没钱了，项目也没成。但是人家报告写得好：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

这两件事背后是同一个机制：拍板花钱的人，不是最后买单的人。

软预算约束：概念与本质 #

「软预算约束」最早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提出来的 [1]。他当时在研究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国营企业，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怪现象：有些企业效率极其低下，年年亏损，按市场规律早该倒闭一百回了，可它们就是不死。

为啥呢？因为国家不会让它们死。不管你怎么亏，上面都会想办法让你活着：让你免税、给你低息贷款，实在不行直接给你发补贴……反正这个窟窿有人填。

预算，原本是一种硬约束。你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亏光了就出局。企业长期亏损说明你的业务模式有问题，你没有在创造价值，你是在消耗价值。这样的企业应该死掉，给能创造价值的企业腾出空间来，这才是大自然的法则。

可是如果你相信每次亏了都会有人来救你，预算对你来说就只是个软约束。

科尔奈发现，外部力量会替你填窟窿的主观概率越高，你的预算约束就越软。说白了就是只要你相信“真出事了总有人管”，你今天的每一个决策就都会更敢借钱、更敢冒险、更不在乎成本。

在 2003 年的一篇综述论文 [2] 中，科尔奈和合作者进一步提出，软预算约束并不只属于社会主义和转型经济，也适用于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是个「动态承诺问题（dynamic commitment problem）」：企业在首次提交预算时，就已预见到一旦出现问题，政府（或上级）会施以援手，所以你们之间的承诺只是暂时的，将来预算一定会加码。

也就是说，哪怕你事先发狠话说“绝不兜底”，事到临头，往往也会发现还是得救，于是食言。

金融危机与“大到不能倒” #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2008 年金融危机，让全世界都记住的那句「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当时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先倒了，市场恐慌急剧扩散；保险巨头 AIG 也快撑不住了，如果它也倒下，全球无数金融机构都会被牵连。于是美联储和国会先后对 AIG 大规模注资。

你事后看，可能政府这步棋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然会导致巨大灾难。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一家私人金融机构，这合理吗？这还叫资本主义吗？你们赚钱的时候奖金可没分给我们，怎么亏钱亏到要死的时候找我们救命呢？合着小企业倒闭叫优胜劣汰，大机构出事叫系统性风险？

监管者从 2008 年吸取了两条教训。

第一，有些机构真的不能让它突然死，因为它会把整个系统拖下水。

第二，但是救援不能救得太舒服。你要是连股东、管理层、债权人都一并保护了，那就等于告诉所有大公司：你们放心大胆地赌，赌赢了归你们，赌输了归系统。

到了 2023 年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倒闭，监管者的动作就高明多了 [3]。

按常规规则，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只保每个账户 25 万美元以内，超出的部分是储户自认损失。可是硅谷银行的影响实在太大：如果不保护储户，挤兑很可能向其他中小银行扩散，一大批科技公司就可能发不出工资……恐慌会制造更大的恐慌。

所以相关部门启用了「系统性风险例外（systemic risk exception）」，宣布保护全部存款，包括 25 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存款。

但是请注意，政府保的只是储户，而不是这家银行。硅谷银行的股东血本无归，高管被撤换，部分无担保债权人也不受保护。我救的是系统，不是奖励你们乱来……

那你说银行业会不会吸取教训，以后决策更谨慎呢？也未必。只要市场相信“真到系统性风险那一步，政府还是会救”，这个预期就会进入事前决策。

这个机制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双重的，相关理论赢得两个诺贝尔奖。

在时间上，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提出 [4]，政府事前的确应该承诺“谁出事我都不救”，这样大家才会谨慎 —— 可一旦事情真的发生，站在事后那个时间点上，救援往往又比放任崩盘更理性。于是政府会改主意。

于是市场早就预见到政府会改主意。于是事后最理性的救援，恰恰制造了事前最大胆的冒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得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空间上，法国经济学家埃马纽埃尔·法尔希（Emmanuel Farhi）和让·梯若尔（Jean Tirole）发现 [5]，作为一家金融机构，你最聪明的做法未必是降低自家的风险，而是把风险搞得跟大家一样 —— 因为只要所有人都挤在同一条船上，犯同一个错误，比如都去做高风险的“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业务，那么这条船一旦要沉，监管者为了不让整个经济陪葬，就别无选择，只能来救。

这是“法不责众”的金融版。一个人闯红灯会被罚，一万人一起闯红灯，红灯只好认输。梯若尔后来获得 201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你亏损，那是你的失败；但如果你能把自己的亏损变成系统的问题，那就不是你的失败，而是一种让别人为你买单的能力。

权力与规模：预算最大化的诱惑 #

更可怕的是，你还可以更主动地使用这个能力。大了不但不会倒，而且“大”本身就是一个奖赏。

美国金融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Michael Cole Jensen）在公司治理研究中提出「帝国建造（empire building）」机制[6]，指出经理人有动力把组织的规模做大。规模越大，他手里的预算、人员、资产和话语权就越大。

注意啊，这个追求跟股东的利益可常常是背道而驰的。股东关心的是利润，经理人更关心“我管多大的盘子”。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公司明明没有好项目，也要并购、扩张、招更多的人、盖更高的总部大楼。

市场经济中的职业经理人尚且如此，那要是政府之中呢？要是钱纯粹是“公家的”，连股东都没有呢？你将走向我们上一讲说的「黄宗羲定律」。

这种事古今中外都在发生。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尼斯坎南（William A. Niskanen）提出一个模型叫「预算最大化官僚（budget-maximizing bureaucrat）」[7] —— 官僚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他掌管的预算规模：管的钱越多、盘子越大，权力就越大，前途就越光明。

咱们平心而论，这个机制有时候是好的，能提供正外部性。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期，官员主动做大预算、上大项目、搞好基础设施，这就是经济动员。像修路、建桥、搞工业园区这些事，如果只靠市场自发演化，速度未必够快。有些经济学家相信，正是地方政府围绕增长和招商展开的良性竞争，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学家李宏彬和周黎安称之为「晋升锦标赛（promotion tournament）」[8]：地方官员像运动员一样比赛 GDP 增长率，谁的数字漂亮谁就更可能升迁。他们的研究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和当地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

这其实是一种进步，按政绩升官总比按关系升官强。但是这里的预算约束很软。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系统化，各地都成立了“地方融资平台”，发行了“城投债”，官员们可以轻易从银行调动钱去做任何大项目。

高速增长期干什么都有正外部性，但是投资拉动增长只能让你走这么远。到了某一阶段，投资出现边际效益急剧递减，可是官员们还在狂刷业绩，那些项目长远是赚是赔、会不会留下一地鸡毛，可就要算账了。

你会发现曾经的政绩变成了债务和过剩的产能。

那你说投资效益下降了，债务已经很多了，产能已经过剩了，是不是以后花钱就应该谨慎一点了？并没有。中国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这里有个恶性循环：银行信贷支持会压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可是经营效率越差的企业，越可能拿到更多信贷，尤其是国企，更难退出 [9]。

日本早有前车之鉴 [10]。在 1991 到 2001 年，也就是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经济陷入停滞与通缩的“失去的十年”期间，银行为了不让坏账暴露，反而给最该破产的企业续命，于是这些死不掉的「僵尸企业（zombie firms）」占着信贷、压着价格，把健康企业一起拖进坟墓。

这就是软预算约束的厉害之处。市场本该奖励效率，现在低效反倒成了“需要帮一把”的理由。原本“不该投的项目”，现在变成了“不能停的项目”。

小的失败者被市场教育，大的失败者教育市场。

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的组织化 #

经济学里有个更老的概念叫「道德风险（moral hazard）」[11]，原本是保险业的行话，意思是当一个人不必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时，他就会变得更大胆、更不在乎。软预算约束其实就是道德风险的组织版本。

这种结构远比你想象的普遍。

比如说美国大学学费为什么越来越贵呢？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原因是「鲍莫尔成本病」—— 但鲍莫尔成本病不能完全解释学费涨到这么离谱的程度，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可以比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还要高。其实这也跟软预算约束有关。

早在 1987 年，美国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就曾提出：政府的助学贷款越慷慨，大学的学费就会涨得越凶，因为学生有联邦贷款兜底，对价格就不再那么敏感了。这个说法被称为「贝内特假说（Bennett Hypothesis）」。结果 2019 年的一篇论文量化证明了这个假说：联邦补贴贷款每多 1 美元，大学学费就往上抬大约 60 美分 [12]。

医疗也有这个问题。医疗保险本质上也是一种软预算约束：看病花的是保险公司和政府给的钱，那么医生和病人就都没有那么在乎药品的价格。现代化的潮流是物越来越便宜，人越来越贵，可是美国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价格可没有变便宜。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早就说过这个问题 [13]，他发明了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叫「花钱四象限」，说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在乎节省也最在乎效果；而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则既不心疼也不讲效果，最浪费。

其实不用经济学家，老百姓也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老百姓常常不知道花的是谁的钱，办的是谁的事儿。

利用软预算约束：掌握两种叙事能力 #

要想充分享受软预算约束，尽情地花别人的钱，你需要掌握两种叙事能力。

第一种是“闹”，也就是把自己的失败说成所有人的麻烦 ——

“你们不给我追加预算，系统就要停。”

“你们现在让我倒下，前面的投入就全白费了。”

“你们要是不救我，供应商会追债，员工会失业，客户会投诉，领导也不好交代。”

这里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道理，而是声量，闹得越大越好，有些事儿是“按闹分配”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是因为他更饿，而是因为他让全屋人都听见了他的饿。

第二种是“包装”，也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大局的安全 ——

“我们不是一家亏损的企业，我们是关系几万人饭碗的支柱产业。”

“这不是产能过剩，这是保障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储备。”

“我们不是要补贴，这是保护就业、保护民生、保护地方稳定。”

只要你能把“我亏了”讲成“你们不救我就会出事”；把“我想要更多”讲成“你们需要我继续存在”，你的低效就成了筹码，你的失败就成了资历，进而成了下一轮资源申请书。

这些叙事未必全是假的。但是局面走到这一步，那些老老实实量入为出、出了事儿自己扛的人，可就都成了没有系统重要性的边缘人。

警惕宏大叙事：谁来买单？ #

我们前面讲了，宏大叙事最怕算账。一句「谁出钱？」能帮你看清楚很多事情。

“稳定”、“就业”、“民生”、“产业链安全”、“系统性风险”……这些的确都是重要的，但这些都没有明确的受益人和责任人。每当有人谈论这些大词儿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他是准备花别人的钱。

“孩子还小”、“老人不容易”、“都是自己人”、“于心不忍”……这些也是真感情。但是每当有人跟你谈感情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一局多半是你买单。

爱要有边界，救助得有附加条件，支持不是兜底，容错不是免责，权力跟责任应该对等。软预算约束是人为的制度，别人的钱也是有限的。大自然的法则终究要求我们尊重硬约束。

【收束小诗】

预算本是尺，人情把尺弯。 今日救一寸，明日债成山。 能救须明价，能败才知难。 后果归其主，慈悲有边栏。

注释

[1] Kornai, János.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no. 1 (1986): 3–30.

[2] Kornai, János, Eric Maskin, and Gérard Roland.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 no. 4 (2003): 1095–1136.

[3]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Acts to Protect All Depositors of the former Silicon Valley Bank,” Press Release PR-19-2023, March 13, 2023; 及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25-107023, 2025.

[4] Kydland, Finn E., and Edward C.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no. 3 (1977): 473–492.

[5] Farhi, Emmanuel, and Jean Tirole. “Collective Moral Hazard, Maturity Mismatch, and Systemic Bailou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no. 1 (2012): 60–93.

[6] Jensen, Michael C.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no. 2 (1986): 323–329.

[7] Niskanen, William A.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1.

[8] Li, Hongbin,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no. 9–10 (2005): 1743–1762. 另见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

[9] Ma, Hongqi, Xinxiang Mei, and Yuan Tian. “The Impacts and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Credit Support with Regard to Overcapacity.” Resources Policy 68 (2020): 101704. 另见江飞涛、耿强等关于地区竞争、补贴与产能过剩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10] Caballero, Ricardo J., Takeo Hoshi, and Anil K. Kashyap. “Zombie Lending and Depressed Restructuring in Jap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no. 5 (December 2008): 1943–1977.

[11] Pauly, Mark V. “The Economics of Moral Hazard: 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no. 3 (1968): 531–537.

[12] Bennett, William J. “Our Greedy Colleges.” New York Times, Feb 18, 1987. 实证见 Lucca, David O., Taylor Nadauld, and Karen Shen. “Credit Supply and the Rise in College Tuition.”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2, no. 2 (2019): 423–466.

[13] Friedman,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1980.